【摘要】：此类纲要体史书之所以在宋代得以出现，一则与宋代史家崇尚编年有关。二则与李和蔡幼学均参与过官方修史有关。三则李和蔡幼学之所以能够编修出此类纲要体的史著，还与他们的师学渊源有极大关系。他平时尤为注重对历代典章纲纪的研究。陈傅良的这种编修形式，无疑对弟子蔡幼学有一定影响。而且还进而编撰了纲要体的《宋朝编年政要》。最后，还与宋代印刷术得以发展、书籍传播日益广泛等因素有关。
最后，还与宋代印刷术得以发展、书籍传播日益广泛等因素有关。北宋苏轼曾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21]这是苏轼的真实见闻。南宋时，罗璧曾指出：“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22]在此，罗璧则清楚地表明，自神宗熙宁以后，刻书禁令进一步放松，书籍的刊刻流传更加普及广泛。这无疑也会对简明化书籍的刊刻流传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