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资治通鉴》对武则天的记载优化分析

池　洁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以实事求是、不信虚诞的严谨态度编撰《资治通鉴》，备受后人嘉赏。然而《通鉴》在记武则天事时，却违反常态，故意采用荒诞不经的谶记材料作为史料。本文拟就这一现象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司马光修《通鉴》时，对史料的取舍极为谨慎，尤其注意删弃那些虚诞不实的史料。他在给范祖禹的一封讨论修《通鉴》的书函中，谈到了史料的采集标准，他说：“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谈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1]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通鉴》之中，如《通鉴》卷一二七《宋纪》（元嘉三十年）：“（武陵王骏）于是专委沈庆之处分。旬日之间，内外整办，人以为神兵。”胡三省注：“《宋帝纪》曰：‘三月乙未，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悉旧仪，有一翁班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悉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通鉴》不语怪，故不书。”^[2]《通鉴》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司马光曾明确表示自己不信怪异：“迂叟曰：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世人之怪所希见，由明者视之，天下无可怪之事。”^[3]故今人张煦侯称赞司马光说：“司马温公不信虚诞，识解早具，其一种精明不惑之精神，不特为同时辈流所罕见，即在昌言破除迷信之今日，亦难见能如温公之彻底者。”^[4]

《通鉴》在叙武则天事时，虽然删弃了诸如袁天纲为武则天相面等虚诞材料，^[5]但却在卷一九九《唐纪》（贞观二十二年）谈到武则天出世时，采用了一段内容怪异的谶记作为史料。其文如下：

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太宗）恶之。……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6]

这段材料取自《谈宾录》《感定录》及《定命录》，今举《谈宾录》之文如下：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诏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中，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歼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雠，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7]

司马光对采用这段材料作了如下解释：“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并存之。”^[8]初看这段话，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矛盾，既然说“妖异有所儆戒”可采录，但却并没有说明这段“谶记”有什么“儆戒”意义。既然如此，惜墨如金的司马光为什么要于贞观二十二年特地详书这段谶记呢？其实，司马光举这段谶记来说明“妖异有所儆戒”，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通鉴》对武则天的全部记载，我们就会体悟到司马光采用且详书这段虚诞材料所隐藏的儆戒意义，并由此探知司马光的深层史学思想。

我认为通过分析《通鉴》中这一特殊书例，可看出司马光两方面的史学思想。

其一，司马光对武则天称帝持坚决否定的态度，并以此儆戒后人。

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说：“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9]司马光也说自己：“幼时始能言则诵儒书习谨敕。”^[10]打开司马光的文集，引用、化用《论语》的句子比比皆是。儒家历来反对女性当政，《论语·泰伯》中记有孔子这么一段话：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1]在此，孔子将文母与另外九位周武王的辅佐大臣分开，明确表示反对女性参与政治。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司马光，他在悼念亡妻的祭文中说：“余以为妇人无外事，有善不出闺门，故止叙其事存于家，庶使后世为妇人者，有所矜式耳。”^[12]司马光还极端重视限制后妃的权力，他说：“后妃之际，实治乱之本，圣人于此尤兢兢焉。”^[13]他批评前朝听政的章献、明肃太后“但以自奉之礼，或崇重太过外亲，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职，左右谗谄之臣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也”^[14]。司马光几次上书当时垂帘听政的曹太后（仁宗皇后），对她反复劝诫：“今殿下初摄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观听，已占盛德。臣以为：凡名体礼数所以自奉者，皆当深自仰损，不可尽依章献、明肃太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臣闻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然后俟皇帝圣体平安，授以治安之业，自居长乐之宫，坐享天下之养，则殿下圣美之德，冠绝千古，光映后来，虽周之文母、汉之明德不足比也。”^[15]由此可见司马光反对妇女当政的态度，他认为皇太后只能在皇帝幼小或患病时暂时听政，等皇帝长大或病愈后，必须马上交还权力，退出政坛。

武则天非但是一位专权的太后，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司马光用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来衡量这一历史人物，必然对她持否定态度。所以司马光在《通鉴》中只称她为太后，并采集史事以《春秋》笔法对其大加伐挞。如：

（王皇）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16]

又如：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因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唯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投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17]

再如：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则遭掩捕、诛族。^[18]

诸如以上内容的例子还很多，充分展露出武则天凶残好杀的本性。且司马光尤嫌不足，故又引一段谶记为武则天定性，将武则天一生的政绩概括为“杀唐子孙殆尽”，并以此深深儆诫后人：妇女当政往往以专权好杀为特征，后世当以武则天为鉴，注意限制后妃的权力，以免重蹈故辙。温公之用心可谓良苦矣。

其二，司马光对历史的发展进程持一种天命观。

儒家很重视天命，虽然一方面它强调人为努力的积极意义，但却认为最终的成败皆由天命而定。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19]，将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与否归之于天命，非人力所能及。对于不合理事件的发生，比如他的学生冉伯牛德行很高，却患了绝症，孔子感叹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20]也只得无可奈何地以天命释之。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将儒家的天命观运用到解释历史的发展进程上，他在一篇题为《原命》的短文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子罕言命，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则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今学者未能通人理之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尝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几矣。昔眭孟知有王者兴于微贱，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孙氏擅以天下；翼奉知汉有中衰扼会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为灾；西门君惠知刘秀当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谋立国师公刘秀，秀亦更名以应之。刘灵助知三月当入定州，四月尔朱氏灭，而不知灭尔朱者为齐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者也。此五子者，其于术可谓精矣，皆无益于事，而身为戮没，又况下此者哉！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无，虽以端兆示人，而不可尽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是以圣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记异而说不书，唯恐民冒没猖狂以趋于乱也。^[21]

于此可见，司马光认为天道精微，一般人难以领会，但帝王的更替，朝代的兴亡，确系由天命而定。对于武则天这样一位凶残好杀的女皇帝，司马光内心深怀着否定，然而作为历史学家，他又不能不承认历史事实，于是只能把武则天的出现，无可奈何地归之于天命。当司马光阅读到有关武则天出世的这条谶记时，他被深深吸引住了，谶记所云武则天当政乃是“天之所命，不可废也”，这正与司马光的思想不谋而合，直接道出了他的心声。于是司马光决定将这条谶记采入《通鉴》，仿效《左传》的书法，借古人之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此达到比直接发表议论更强的说服力。

总之，司马光在记武则天事时，采入了这条本当删弃的虚诞谶记，其用意是极深的，既以此儆诫后人，又借此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天命史学观。解读司马光隐藏在这条谶记背后的深层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通鉴》，无疑会有所帮助。(www.xing528.com)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

【注释】

[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答梦得》，光绪十二年，解梁书院重刊本。下引此书版本同。

[2]《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3994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迂书·无怪》，《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引此书版本同。

[4]《通鉴学》（修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5页。

[5]见《大唐新语》。

[6]《资治通鉴》第13册，第6259页。

[7]见《太平广记》卷一六三，中华书局，1961年，第1182页。

[8]《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三《答梦得》。

[9]《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475页。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九《书启二·答刘蒙书》。

[11]《论语正义》卷九，中华书局，1990年，第309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1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四《序一·叙清河郡君》。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五《章奏十·后妃封赠札子》。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五《章奏十·上皇太后疏》。

[1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五《章奏十·上皇太后疏》。

[16]《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6页。

[17]《资治通鉴》卷二〇〇，第6294页。

[18]《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85页。

[19]见《论语·宪问》，《论语正义》卷一七，第593页。

[20]《论语·雍也》，《论语正义》卷七，第224页。

[2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