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笔记书目提要详解

朱易安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编纂《全宋笔记》的工作，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2003年，《全宋笔记》第一编由大象出版社印出。傅璇琮先生为《全宋笔记》的出版写了序言，其中提到开展笔记研究的后续工作，他写道：

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即待此书全部出完后，可以再作两件事，一是将所收五百种笔记的点校说明，再加补充、订正，汇为一编，这实际上是继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另有一个新编的《宋人笔记总目提要》，以使今天的研究者能了解和掌握宋代笔记的全貌；二是结合笔记文献的特点，对整理工作经验作一系统的总结，如底本的选择，校雠的趋向，本事考证的取舍，传统目录分类的探讨，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就文史结合的角度对笔记（不限于宋代）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涵义作较深的理论探讨。

今天呈现给读者的，正是傅璇琮先生当年已经谋划的，宋代笔记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的实施结果。《全宋笔记》编纂整理的设计中，我们曾打算努力收全宋人所作的全部笔记，尤其是不易见到的笔记。相对前代而言，宋人笔记的小说成分有所减少，而历史琐闻与考据辩证的内容大量增加，这是宋人笔记所拥有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宋人笔记记述各种见闻，大到重大历史事件，小到市井乡里的传闻，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细节，充满了丰富的宋代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第一手资料；宋人笔记的大量涌现，对笔记这一创作文体的发展也有卓越的贡献。但整理时的校点说明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述，整理校点者在重新撰写提要时，不仅吸收了学界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也有自己整理过程中的研究心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提要并不仅仅是校点说明的补充荟集，而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创新成果。如果按时间顺序来阅读书目提要，也可以算作一部反映宋人笔记全貌的学术简史。

这次提要编写中，除了对该书的作者、成书的过程、以及该笔记的主要内容、特色、书籍的流布及价值，有进一步的介绍，还提供了具有学术价值的参考论断和研究线索。兹举例说明如下：

一、对传本、整理本稀少之笔记的重新发掘

例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为徐兢出使高丽归国后，以其亲身经历为依据，稽考有关资料写成的见闻录。详尽地记述了这次出使的航海路线、日程，船队组织，船舶装备，航海技术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沿革及其当时的山川地理、物产工艺、典章制度、宫室器用、人物风情、接待礼仪，对研究高丽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文化和宋与高丽、辽、金的关系及宋代航海技术等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此书向以稿本或抄本传世，后收入《四库全书》及《天禄琳琅丛书》，不易找到通行的读本。此次编写提要，详细地说明了版本来源和书籍流传中的细节，对于专题研究和宋人笔记的流布历史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此书写成于宣和六年（1124），作者生前未曾刊刻，但已传抄于世。周煇《清波杂志》载“《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之说，盖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仅抄其文，略其绘画”。然此书后因靖康之乱失佚。乾道三年（1167）其侄徐蒇首次以其失而复得的家藏副本刊刻于澄江郡斋，惜其图亡，仅文字得以保存，但仍沿用《图经》为其书名，为乾道本。是其祖本，亦是宋代唯一刻本，后世鲜见。此本刊行后，《直斋书目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百川书志》等各家书目均有著录。然自宋至明中叶未见有其他完整刻本。元明时丛书《说郛》（宛委山堂本）、《广百川学海》虽有收录，但均为节本，且均题《使高丽录》。明末海盐郑休仲曾据钞本整理校勘（简称郑氏本），但据祁庆富先生考证郑氏本未曾付梓，传世仅稿本而已。清初乾道本已极罕见。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载：“此本（毛校本）据宋刊校补二百五十三字，可称完善，每卷俱有虞山毛扆手校印记。”还引《毛氏手跋》说：“甲申五月，从宋中丞借得宋刊本，自六月十五日校起……惜宋本亦缺三页，无从是正尔。（二卷四，八卷五、六。）虞山毛识。”然宋中丞为谁以及此宋刊何去何从则难以说清。乾隆年间撰修四库全书，系据两淮马裕家钞本著录（简称库本），讹脱衍误较多。乾隆年间撰修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亦不见著录。乾隆五十八年（1793）歙县鲍廷博据家藏钞本及明郑氏本校勘后，归入《知不足斋丛书》付梓出版（简称鲍氏本）。校勘颇精，然因未见祖本，书中讹脱衍误之处犹不能免。重刻本《序言》曰“仍候博古家藏有宋刻者订正焉”，可见其相信世间仍存乾道本，只是无从获见而已。

还有一些稀见的笔记，如康与之撰《昨梦录》（《退轩笔录》），四库馆臣以此书为“唐人小说之末流”，入“存目”，也无通行本，但此次整理中，发现了它的史料价值：“《昨梦录》共九条，主要追述北宋轶闻，书名实以其生于滑台，曾目睹汴都之盛而至于北宋之亡，故以‘昨梦’为名。该书所记涉及颇广，其内容良莠并糅。如黄河卷埽事，可见古代治理黄河之态势。记开封尹号称‘李铁面’之李伦‘巧结形势’而惩治命官事，不见史书记载。又记西北边城贮猛火油事，称中山府储之作为防守之具，可印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金火罐法》。另外，西夏竹牛角制弓事、老君庙画壁事诸条，亦可而补当时史事之缺。宋代流行冥婚，而《昨梦录》记载这一习俗：未婚男、女死亡，其父母必托‘鬼媒’说亲，然后占卜婚配，并各自替鬼魂做冥衣，再举行合婚祭仪，将男、女并骨合葬。这是一条相当有价值的社会风俗史资料。值得指出的是，在《昨梦录》中，康与之假托杨可试兄弟在西京山中所遇奇事，虚构出一个计口授田、自食其力、平均分配的农业乌托邦社会，这虽在当时并无实现的可能，但它毕竟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曲折反映，是人们对南宋权贵们醉生梦死的抨击，是广大民众所希望的一种理想社会。”

释晓莹所撰《罗湖野录》及《云卧纪谈》，也稀见今人整理本。《罗湖野录》为笔记体之佛门见闻录，颇具史料价值。其中多载禅林公案，及机锋之语，亦载与文人士大夫投赠往还篇什。其中僧界故实，记述甚详，总计近百篇。南宋以还修史著文者，多引用此书，如厉鹗著《宋诗纪事》，即多采用之。此书与其他一些采录街谈巷语者不同，兼采当时之碑刻等第一手材料，其中留存了大量北宋朝禅宗发展的重要史料。《云卧纪谈》还随笔记录诸方“公卿宿衲遗言逸迹”，自富弼颂书、秀紫芝文、东山吉，至苏轼衲衣、无著道闲、佛慧北邙行、政书记诗等，约九十余条。卷下有《答元晦书》，可考朱熹向道谦禅师学禅事。提要详细考述了释晓莹生平事迹，以及两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对重要的笔记著作研究的新发现

笔记提要吸取了当代研究者的最新成果，也有不少是整理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南部新书》提要，其中关于作者钱易的生卒年，整理者认为，史书对钱易生年记载歧出，莫衷一是。许多说法难以置信，“故钱易生年在未发现新史料之前，似应持968年或976年两说为宜”。而关于他的卒年，则有新的发现：“《宋史》本传仅说他‘为翰林学士，儤直未满，卒’。据《翰林志》，儤直即初任学士时额外当班之意，足见钱易死在出任翰林学士以后不久。其任翰林学士之年，《皇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四引钱惟演《金坡遗事》云：‘钱希白于予为从父兄也，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予忝钧衡之命，时希白当制，世称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四、六之六十八俱在仁宗天圣三年下载‘会擢钱易为学士’，则其卒当在天圣三年十二月或其后不久。据宋代佚名《学士年表》天圣四年下载‘钱易，正月卒’，正与‘儤直未满’之说契合，则其卒年当为天圣四年（1026）。”

又如《近事会元》，关于该书的史料价值，诸家书目多有推重，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也说“可考唐一代掌故之遗，有裨正史，非泛常类书比也”。提要作者写道：“但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该书几乎十之七八的内容皆出于《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甚至一字不易，只有十之二三的内容采自《唐国史补》《因话录》《翰林志》《尚书故实》《大唐传载》《开天传信录》《太真外传》和《乐府杂录》等杂史笔记。诸家书目所谓补正史之阙一类的评价，多是想当然的陈陈相因之言。指出这点，并不是说该书一无是处，以要言不烦地记载了唐和五代诸多掌故的事始，一册在手，颇便检阅，是其价值所在。”为读者查考原始史料提供了线索。

又如，范成大的《揽辔录》，为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期间的实录。今传各本已均非完帙。仅残存约二千三百字左右。整理者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辑得该书一卷近六千字佚文，并在提要中阐释了新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范成大使金期间创作的七十二绝诗序中，仍有可据以校改、补正今本的重要内容。诗载《石湖诗集》（下简称《诗集》）卷一二，可作为参校今本之书。元王恽《玉堂嘉话》卷四及《通考》卷九、《永乐大典》卷一一九五一各引是书一条佚文，亦可据以校补本书。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石湖文》节录《揽辔录》多非原文，今不作佚文录入补遗。其有价值的部分，即保存了自泗州至燕山总里程二千零五十八里中各地间的地里数。这对于宋金交聘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史料。据此亦约略可见，《揽辔录》似宋刻本原分二卷，其上卷则记自渡淮到燕山的行程日录。从黄震一鳞半爪的记载及成大七十二绝诗和诗序看，是书上卷的内容极为丰富，其篇幅也应超过比较完整保留在《会编》中的是书下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揽辔录》除了收入《石湖大全集》的一卷足本外，还应有别出单行的宋刻本，如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上著录是书二卷应是可信的。不幸宋刻本已荡然无存。明初收入《永乐大典》的也应是足本，今传本则为至迟在明嘉靖间已问世而被删节得面目全非的改编本。今经辑佚补遗，虽约可聊存《揽辔录》之半，但其足本的佚亡，毕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憾事。”

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辨证研究

李纲记述靖康之变的笔记三种，即《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建炎时政记》均已收入《全宋笔记》，提要撰写时仔细辨析了这三种书的不同之处：“靖康之变，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宋人记述事变经过的著述甚多。”“而李纲当时正处于决策核心，了解事变前半部分的全过程。《传信录》之作，就是要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后人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所必读。”《建炎进退志》则“对于了解朝廷重大决策过程更具参考价值，极为珍贵，与李纲的另一笔记《建炎时政记》同为了解当时南宋小朝廷内情的可靠资料，非局外人之臆测可比”。

又如《建炎复辟记》，记建炎年间苗刘兵变事，“此书保存了许多‘苗刘兵变’时期的诏令奏议，对了解这一历史事件极有价值。《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都大段引用。‘苗刘兵变’为南宋初的重大事件，对高宗影响极大，埋下了高宗害怕武将、猜忌武将的根子。宋时专记此事的尚有朱胜非的《渡江遭变录》，张浚的《建炎复辟平江实录》，吕颐浩的《勤王记》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引亦有所谓朱胜非《复辟记》、张浚《复辟记》，然大都已散佚，故此书弥足珍贵”。作者还因书中记述详于御史中丞郑瑴在此事件中之谋划周旋，考出此书确系郑瑴或其后人所撰。纠正了四库馆臣误认为“韩客”之讹。

又如《采石瓜洲毙亮记》《采石毙亮记》两书，均述虞允文抗击金兵，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二十八日完颜亮被弑于瓜洲事。《采石瓜洲毙亮记》署蹇驹著，而《瓜州毙亮记》不署名。整理者认为这是不同作者所撰的两种不同的笔记：“比勘两书之文字叙述，《采石毙亮记》应是在蹇驹《采石瓜洲毙亮记》基础上完成的。光绪年间许涵度《三朝北盟会编》引用书目有‘《乾道采石毙亮记》蹇驹’，卷二四一载录《虞尚书采石毙亮记》全文，而未载录蹇驹的《采石瓜洲毙亮记》，由此判断，《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与《乾道采石毙亮记》同为一书，即《采石毙亮记》，只是《三朝北盟会编》引用书目误把蹇驹《采石瓜洲毙亮记》和佚名的《采石毙亮记》混为一书，误题为蹇驹，实际上，两书文字有较大出入，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四、版本梳理和研究中的意外发现(www.xing528.com)

《曾公遗录》是北宋神宗哲宗时名臣曾布所作的从政日记，今残三卷。世无传本，清末光绪年间，缪荃孙自《永乐大典》“录”字韵中辑出三卷，标为卷七、卷八、卷九，收入《藕香零拾》丛书中。提要作者通过细致的比对，不仅对此书流传过程中书名不一等问题作了说明，而且发现：“缪荃孙于光绪丙戌（1886）见到《永乐大典》时，尚余三千多册，见《曾公遗录》七至九，因辑录成书。今存《永乐大典》卷一九七三五存《曾公遗录八》（下简称大典本），而七、九则仅见《藕香零拾》辑本（下简称为藕香本）了。以藕香本卷八校以大典本，不仅藕香本错讹之处，大典本大都同错，且大典本比藕香本更多出许多错讹。仅此一卷可校，错讹之多即不胜枚举，实在不可思议，这恐怕不能用缪荃孙已作改订来解释。尤其让人意外的是，藕香本载有小字附注，有多处不见于今大典本。这只能说明缪荃孙所据之大典本不同于今所见。1929年开始，北平图书馆曾发起交换大典副本，卷一九七三五摄影本应是那前后据牛津大学所藏拍摄的。《永乐大典》的版本，自清中期以来就有两种说法，一说以为有永乐正本及两个副本共三种本子，一说以为只有永乐正本及嘉靖钞本两个本子。作《四库全书总目》的馆臣及缪荃孙都主张前者；但现代学者多宗郭伯恭说，认为清臣所言都来自传说，不可信，主张后者；近年栾贵明关于《永乐大典》正本被殉葬于嘉靖皇帝墓中的推测，更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因此，学术界认为目前的传世大典本只有嘉隆重录本一种。但由上述事实来看，如果现藏牛津大学的卷一九七三五不是清传钞本，的确是明钞本，那就说明嘉隆重录的确有两个本子。若非嘉隆重录本，而是另一钞本，那么这个钞本与藕香本是平行的关系，而非前后传抄的关系，它们都抄自嘉隆重录本，故有共同的错讹，也各有不同的脱漏错讹，那么现中华书局所影印的卷一九七三五并非大典原本，这就有待于博识者考定牛津大学所藏本方知。”

又如刘一清撰《钱塘遗事》，四库馆臣认为“大抵杂采宋人说部而成”；但整理者“仔细校读和分析《钱塘遗事》一书，四库馆臣所说又不尽然。《钱塘遗事》于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史事采掇前人书籍较多，然于理、度两朝，或有自己见闻在内，即使是前四朝史事，与前人及同时人之著作也有较大差异。如《钱塘遗事》卷七有‘下蕲黄州’‘刘整死’‘下江州’‘下安庆’诸条，记载元兵南下灭宋之事，与《宋季三朝政要》卷五比较，《钱塘遗事》记载更为详尽，显然不是抄录《宋季三朝政要》或《鹤林玉露》《齐东野语》《古杭杂记》等书而来。又如《钱塘遗事》卷七‘贾相出师’，《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记载十分简单，而《钱塘遗事》不仅载录贾似道为都督军马出师情况，又载其所上《出师表》大略达460字。这一《出师表》也未见其他诸书记载。又如卷八‘吕文焕回本国书’，也未见《宋季三朝政要》《鹤林玉露》《齐东野语》《古杭杂记》等书记载。卷六‘龙飞赋题’记载咸淳戊辰省试出题事，未见其他典籍记载。因此，《钱塘遗事》尽管有一部分内容来自其他典籍，其他也不乏其自己的见闻及评述。因而，《钱塘遗事》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就重新认识了该书价值。

五、佚书佚文辑出的新发现

宋人笔记散佚的情况比较普遍，有相当一部分书籍是依靠《永乐大典》以及《类说》《说郛》留存下来。《全宋笔记》整理编纂中，对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目，以及《说郛》留存下来的并非完本书目，作了进一步的校考和研究。这一部分的工作颇为艰难，但也有许多新的发现和补充。对于不能证实的问题，则采用了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

例如，谢采伯《密斋笔记》原本久佚，仅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四库馆臣辑出，依原跋仍分为笔记五卷续记一卷。整理者据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载：“借到屠存博三书，一曰《密斋笔记》，谢采伯所著，三卷，有经解、史考、文艺之类，下卷有药方、杂说，颇有见闻。美修，其字也。”判断宋末人所见本应为三卷本。四库馆臣辑时仍有遗漏，此次又“另从《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出佚文两条，附于卷后”。

又如，《清尊录》提要指出，现存《清尊录》一卷出于《说郛》，宋代书目及《宋史》均未见载《清尊录》，元人陶宗仪《说郛》始载录是书，为廉布撰。虽说只有十条，但“《清尊录》载两宋时期街巷佚闻，作为社会史资料有较高价值。如书中所叙述的以色名动京师的狄氏，以财雄长京师的大桶张氏，以养儿诈为美女来骗取钱财的兴元民，崇宁时王生念旧情而娶女倡，都十分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各色生活。该书亦有政治经济史料，如建炎初关陕交兵时，京西南路安抚司檄诸郡民凡畜三年粮者悉送官。又记富弼与邵雍交往，可补史事之阙。又记建炎初‘江淮剧盗’张遇部将马吉有仁慈之举，张遇听信谗言而欲杀之，亦可补《宋史》有关张遇史事之阙”。作者又发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引陆游《清尊录》记姚平仲下落，或隐九江山中，怀疑宋代有两种《清尊录》。若此，宋人施宿《会稽志》卷十九引《清尊录》石景术省试一条，亦无法确认是廉布之《清尊录》，所以并没有将这些资料补进去。

可见，《全宋笔记书目提要》在撰写过程中，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努力还原宋人笔记的总体面貌，还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对原书已经亡佚的笔记，竭力通过各种史料及书目的记载，在本书的提要中最大限度地勾勒出笔记的原貌，揭示出这些笔记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全宋笔记书目提要》的撰写人基本上是《全宋笔记》的整理校点者，对所整理的笔记比较熟悉，也有学术的积累。提要的重新撰写，弥补了《全宋笔记》整理和校点过程中，校点说明过于简单、限于时间对一些相关的问题疏于考辨的缺憾。

《全宋笔记书目提要》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参照了《四库总目提要》的学术要求，即所谓“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定辨，巨细不遗”的标准，着重体现该笔记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全宋笔记》作为一种文体，在宋代开始兴盛起来，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中，从来就不将笔记作为一个独立门类来处理的，而在具体论述中，又往往将笔记归属于小说，有时则统称为笔记小说。因此，当这些宋人笔记的书目提要，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时，读起来就会觉得，把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文体来看待，不仅非常具有特色，文体的叙事方式和风格极为丰富多采，而且在文体和叙事方式等方面，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提要的撰写中，整理者不约而同地在介绍笔记的内容时，涉及笔记语言、风格和结构等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笔记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研究。传统的笔记小说无法分类，只是从笔记所涉的内容着眼，看重它的史料价值，直至清代四库馆臣的评价，几乎都是这样一个视角。但实际上，宋代笔记创作有如此大的规模，它的文体意义和叙事结构和方式，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里也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宋人笔记中，有一部分是由他人记录整理的“语录”类的笔记，这类笔记的结构和编排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安排的，并不是随手拈来的作品。例如《杨文公谈苑》，是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整理而成的笔记。《谈苑》书成不久，即远传日本。此书的史料价值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如书中记载“杨业的籍贯、生平甚详，最后一战前的军事会议上的争议，如同身临其境一般，是研究杨业史事的第一手资料”。整理者依据新出土的李若拙墓志说明，杨亿所述源自李氏所作《杨继业传》，“而李是随同杨业上前线的官员，为杨业的被诬陷而死鸣不平，因而写传行于世，同时抄送史馆，杨亿正好是史官，自然会将细节讲述给门生听。毫无疑问，其真实性比一般道听途说的笔记高得多”。杨亿是《册府元龟》《太宗实录》的主要编纂人。因学识渊博、经历丰富，谈及之人与事，颇为博洽。现在可以见到的《谈苑》中以人事、诗文居多，旁及科学技术、宗教、艺术、典章制度、手工业、农业、民俗、特产、医学、军事等多个领域。此书先由黄鉴记录，名《南阳谈薮》。庆历七年（1047），宋庠（996—1066）作了删订改编，分为二十一门，易名《杨公谈苑》，而这种分门别类的整理，给这部笔记建构了比较完整的叙事体系。

这种叙事结构和方式，在宋人笔记中被广泛采用，如南宋时期的《都城纪胜》（《古杭梦游录》）一卷，仅七千余字，记南宋国都临安琐事，分十四门，分别为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苑、闲人、三教外地等，对南宋临安的风俗民情、市井路桥、园囿艺伎、酒楼茶坊、寺观集社之类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

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叙事结构在宋代似乎已经成为大众接纳的方式，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这是史传体的叙事传统，但宋人笔记创作或重新编排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也可能与类书的发展和影响有关，如南宋高似孙《纬略》，全书共四四一则，每条自拟标题，作者于书首云：“似孙既辑《经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辑《骚略》，事有逸者、琐者为《纬略》。盖与诸略相为经纬，不以汇分者可续也。”书中辑录大量不能以经、子、史、集归类的“逸者”“琐者”，包括政治、经济、职官、文化、文学、社会、生活、饮食、岁时、民俗、口语等方面内容，如“陆羽水品”条：“一庐山康王谷帘水，二无锡惠山石泉水，三蕲州兰溪石下水，四峡州扇子峡虾蟆口水，五武丘寺井水，六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七扬子江南零水，八洪州西山瀑布水，九桐柏淮源水，十庐山龙池山顶水，十一丹阳观音寺井水，十二扬州大明寺井水，十三汉江中零水，十四归州玉虚洞香溪水，十五商州武关西洛水，十六吴松江水，十七天台千丈瀑布水，十八郴州圆泉水，十九严陵滩水，二十雪水。”“刘伯刍水品”条：“一扬子江南零水，二惠山石泉水，三武丘石井水，四丹阳观音寺井水，五扬州大明寺井水，六吴松江水，七淮水。”等等，甚为细致。《纬略》引书丰富，引用书目多达百余种，书中不少条目全录于类书，无所增辑。这种做法，极有可能是原书已佚，只能从类书中辑引的缘故，而类书以类相从的编纂方式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笔记的创作。近年来看到有人论述宋代文学选本形态的问题，也着重指出这种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情况，可见宋代文体和叙事方式的趋同性，值得重视和研究。而对于笔记而言，叙事结构的改变，使得原先零乱无章的随手札记，有了整体和分层的概念。

近年来有人开始关注笔记文体研究，认为行记类笔记，特别是南宋范成大、陆游、周必大、吕祖谦等人的行记类笔记，几乎形成了这一题材的创作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些笔记不仅成为当时地理写作热潮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了地志的修撰，也是其私人化、去政治化、生活化的一个侧面，影响了后世文人士大夫散文小品的写作。这一类的笔记提要，也言简意赅地反映了上述的成果，如范成大的《石湖纪行三录》（《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以《骖鸾录》为例，范成大于当年十二月初，自姑苏出发，于翌年三月初抵桂林。作者在近三千里的长途跋涉中，真实记载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涉及当时经济、文化、风俗、社会、文学等诸多领域，但行文时，“作者惜墨如金，事约文简，写来错落有致，不失为此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原本琐碎的地志条目由个人行踪一一带出，自然呈现各景点之间的方位分布、道里远近，使行记兼有“图”“志”的功能，更具个人风格与生活的痕迹，语言风格典雅，读起来更为生动。这类笔记的创作范式的确立，不仅使得纪实修史的功效进一步在笔记中体现出来，同时也是文人生活叙事进一步扩大的表现。正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论《骖鸾录》所说的那样：“随笔占记，事核词雅，实具史法。”事实上，北宋后期的游记、名园记等相关的笔记也越来越趋向分层化和细致化，这与南宋行记类笔记范式的建立也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是这一类笔记中的重要作品，记述洛阳园林十九处，所记诸园之总体布局以及山池、花木、建筑等景观之描写具体而翔实，行文却极为讲究：“描写每一处园林的篇幅不长，但叙述简约，文字优美，除了具有园林史料价值外，也是极具文学审美价值的散文精品。如描写湖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盖旧堂盖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盖不足，胜盖有余也。其四达而当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地，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修然者，环翠亭也。眇眇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眩，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其不可惮记者也。’”“描写园中之堂、亭、庵、轩等四时之景，文字婉转委曲，极具抑扬吟诵之美。”又如张礼《游城南记》，是张礼与其友陈明微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游长安城南所记，游记文字简洁明快，如“东南至慈恩寺，少迟，登塔观唐人留题。倚塔下俯瞰，曲江宫殿，游乐燕喜之地，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凡记古迹，张礼皆有大段详细考注，考长安城南之名胜古迹。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就不仅仅是珍贵的史料保存，而是一种叙事方式的开拓。纪事类的笔记也有类似的发展倾向，如陆游的《斋居纪事》，有许多对文房四宝等的使用与保养，以及茶的保管、拄杖的挑选、饮食制作的记述，所言极琐细，似乎是平日生活经验的积攒，不仅丰富了社会生活史料，作为分类分层的记述方法也是别开生面的。

宋人纪事类的笔记，叙事模式虽然并不完全统一，但已经形成一些基本特征，研究这一时期的叙事范式，便可以理解《唐诗纪事》一类的诗话笔记为何出现在南宋。因为篇幅等诸种原因，《全宋笔记》的编纂设计中未收诗话类的笔记，但仍有少量与艺术相关的如《海岳名言》等收入。《海岳名言》为米芾论书之语，是由他人记录并被张邦基《墨庄漫录》保存下来的，叙事范式则与诗话类的笔记相仿。除此之外，文化学意义上的笔记研究似乎更有开拓的前景。笔记叙事范式和文体范式的形成，常常与其功能的开拓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相吻合，宋人的好纪事，也常常和具体的需要相吻合。收入《全宋笔记》的还有米芾的《书史》和《画史》。它们的艺术史料价值早已获得人们的重视。但与《海岳名言》不同的是，后两书中多有对前代及当时书画真伪的鉴定。如“张伯高《虎儿》等三帖，楮纸，非真迹，在王诜家，苏氏物也”，“怀素《自叙》真迹，在苏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贤校理舜钦自写补之”，“怀素诗一首，绢上真迹，王巩易与王诜家”，等等。《画史》中还有当时人作假的记载：“余昔购丁氏蜀人李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李冠卿少卿，收双幅大折枝一千叶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花皆面，命为徐熙。余细阅于一花头下金书‘臣崇嗣上进’。公叹曰，‘平生所好，终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今归李萃老野家。”近年来已经有人通过宋人笔记的记载，研究宋代的艺术市场和文物买卖与造假，可以看到宋人的文物收藏、艺术品收藏等与文化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是分不开的。由此联想到宋人记录金石、古玩、书画的笔记以及特殊的记述方式，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的完成以及赵希鹄《洞天清录》、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书画文物聚散流转之信息，很可能与当时文物交易、艺术品交易的需要有关。如果进一步研究，也会发现，这一类笔记的文体和叙事范式的变化，也与当时文物交易、艺术品交易的需要有关。可见，由《全宋笔记书目提要》的编纂，可以引出的研究路径也非常宽泛，只是限于篇幅和时间，许多问题目前只是点到为止，有待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和补充。

此次《全宋笔记书目提要》的编纂，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校点的《全宋笔记》所收书目为序排列。每一种提要后面，各署撰稿者之名。这项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全宋笔记》全部印出，然后再编纂提要，跨越将近二十年，可以说，是积聚了老中青三代人的努力，当年的中年学者，都已成为学界知名的资深学者；当年参与工作的研究生，也成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新一代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宋笔记》整理与研究艰苦卓绝的二十年，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成长与成熟，为上师大古籍所的治学传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要付梓之时，先要感谢同仁们对《全宋笔记》整理工作以及《全宋笔记书目提要》撰写的支持；也要感谢大象出版社几任领导与编辑一如既往的鼎力相助。当年《全宋笔记》整理时，全国学术界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我们的工作，此次提要的撰写，他们仍然支持了我们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令人深感悲痛的是，当《全宋笔记书目提要》付梓之时，傅璇琮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同仁们将会永远记着他，怀念他在《全宋笔记》编纂的日子里，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