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叶道统继承权的异同点

如上所述，朱熹强调孟子之后由周敦颐、二程继承了道统，否认其他学者的道统继承权。对此，叶适批评道：“时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62]“古圣贤之微言，先儒所共讲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尝讲，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亲领，游、杨、尹、谢之流，而张、吕、朱氏后时同起，交阐互畅，厥义大弘，无留蕴焉。窃怪数十年，士之诣门请益，历阶睹奥者，提策警厉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论述，自名其宗，而未闻与众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岂敬其师之所以觉我，而谦于我之所以觉人欤！”^[63]显然，叶适不但批评二程、朱熹，甚至对张栻、吕祖谦等理学家也不无贬词。

在叶适看来：“道者，天下共由之途也。使有人焉，以为我有是物也，将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则其统已离矣。”^[64]显然，叶适认为二程、朱熹等人自命继承了道统，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道统。自然，叶适也断然否认陈亮所说的汉唐帝王、英雄豪杰也能继承道统的观点。在叶适看来，孔子之后虽然没有具体的人来继承道统，但是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六经始终存在于世，那么道统也就存在于世，而不是朱熹等人所说的儒家道统密传几绝，因此只需从源头六经开始钻研，把握六经的含义，同样能获得儒家道统。可见，叶适对道统的认识近似于陈亮而与程朱不同。

其实，叶适也有继道统者自命的倾向：

生于数千载之后，既不及亲见圣人之行事，循其言语动作而可以得其心，与接闻其风声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学为圣贤者，独其言在耳。是故孔子录之为经以示后世，其意反复深切，将使学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知其为人而无疑也……达者知其言也而至于道，不达者不知也，则众人而已矣，今其载于书者皆是也。^[65]

叶适以为可以通过“学其（圣人）言”而达其道，即能够通过钻研六经来继承圣人的道统，由此，叶适对曾以续六经为己任的王通不无恻隐之心：“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66]“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67]对王通的赞美，曲折地体现出叶适欲继道统的心理趋向。

叶适还从学理上对程朱一派进行批判。上文提及，程朱“敬”字工夫是他们学术上最为突出之处，是他们理学体系的最重要基石之一。朱熹继承二程“识道以智为先，入道以敬为本”^[68]的观点，强调“‘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则万理具在”。^[69]叶适则对程朱“以敬为始”的观点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学必始于复礼，故治其非礼者而后能复。礼复而后能敬……未能复礼而遽责以敬，内则不悦于己，外则不悦于人，诚行之则近愚，明行之则近伪；愚与伪杂，则礼散而事益繁，安得谓无！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70]。他批评道：“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洑失次，以今疑古，以后准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而皋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难守，力践非实。”^[71]叶适虽未明确指出“近世之学”是何人之学，但显而易见是程朱一派，由此可见叶适认为程朱一派核心观点“非孔氏本旨”，自然也就强调程朱一派没有继承圣学道统的权力。

其实在宋代，王霸之辩与道统问题密切相关，朱熹与叶适在王霸问题上也有诸多不同。众所周知，朱熹严格区分王道与霸道，认为三代行王道，汉唐行霸道，王霸之间便有天理人欲之区分，行王道者便是天理，能得道统；行霸道者为人欲，失去继承道统资格。因此，朱熹与陈亮对此进行过十分激烈的争辩，否认汉唐诸君有继承道统的权力。^[72]

叶适同样认为三代行王道，后世以霸道（叶适也称之霸力）。他认为霸道是“以势力威令为君道，而以刑政末作为治体”，因此，“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也”^[73]。正由于此，叶适批判欧阳修赞美唐太宗：“欧阳氏《策问》……其言则虽以三代为是，而其意则不以汉唐为非；岂特不以为非，而直谓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则三代固不必论矣；故其制度纪纲，仪物名数，皆以唐为是而详著之。以余观太宗之治，曾不能望齐桓之十一也，而何三王之可几哉！然则欧阳氏之学，非能陋汉唐而复三代，盖助汉唐而黜三代者也。”^[74]显然，叶适认为三代王道远胜于汉唐霸政，因此对欧阳修“助汉唐而黜三代”极为反感。在他看来，破坏三代的王道是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等人，“王政（王道政体）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管仲非好变先王之法也，以诸侯之资而欲为天子，无辅周之义而欲收天下之功，则其势不得不变先王之法而自为”^[75]，而后世“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数百年之间，先王之政，隳坏亡灭”，“盖王政之坏，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李）斯”，^[76]“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77]。可见，叶适赞美王道而贬斥霸道，强调三代之后王道废黜，人心散坏，争霸求利，世道衰坏而一蹶不振。就这一点而言，叶适与朱熹相去不远。

然而，叶适与朱熹不同的是，叶适强调经世致用的功利之效，笔者概括为王道功利论。^[78]叶适很不满意“古今异时，言古则不通于今”之说，认为这是“摈古于今，绝今于古”，因为叶适以为“不言古，则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出于苟简而不可裁制矣”。^[79]他曾举例道：“（汉）文帝接秦之敝，本欲有所为；惜乎当时无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间既已空缺数百年，高则有慕古之迂，卑则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于如此。后世去文帝时虽远，然其君臣议论执碍不行处，亦不过如此，盖未见有实能通之者。”在叶适看来，“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论古今哉！”^[80]即王道是放之百世皆为准的绝对真理，只要在王道的基础之上由“知治明道之士”“有所为”（即经世致用），那么三代王道是一定可以恢复的。

值得注意的是，叶适对“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极感兴趣，这与吕祖谦的观点极为相近：

世方相竞于作，则不知而妄为固亦无怪。自孔子回作为述以开天下，然后尧舜三代之事不至泯绝，性命道德有所统纪。如使作而未已，舍旧求新，无复存者，则人道废坏，散为鬼蜮，又如羲黄之时矣。百圣之归，非心之同者不能会；众言之长，非知之至者不能识；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得之，又著于《大畜》之《象》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81]

也就是说，要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来增长自己的德行，如此便能使三代王道得以实现，自尧舜三代的道统“不至泯绝，性命道德有所统纪”，显然，叶适的王道功利与道统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朱熹“明道正谊”的观点有较大差异。

叶适曾撰《汉阳军新修学记》一文，其中说道：“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贫女之常性，而兴其俊秀豪杰之思，一其趋向，厚其师友，畜其闻知，广其伦类，极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献渊源之远，而一归于性命之粹。”^[82]“考正古今之俗”，“畜其闻知，广其伦类，极夫先王之道德之正，文献渊源之远”，正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注脚。显然，这种思想接近于吕祖谦在天理论基础上的畜德致用的功利思想，而与陈亮、陈傅良等王霸并用的功利思想有较大差异。^[83]自然，叶适的功利论也与吕祖谦的功利论有差别，这一差别具体说来是吕祖谦还持“霸亦假王”的观点，而叶适则不同意霸道能借王道而行，这在他评论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时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修德者以为无事于功，责功者功成而德日削矣。”^[84]显然，他认为追求功利而轻视道德的修养，必然会产生“功成而德日削”的结果，因此霸道不可能借助王道而行。另外也应该强调指出，叶适的以王道为基础的功利思想与朱熹思想也有较大不同。因为朱熹虽然不乏经世致用的思想，尽管在他任官期间也做了大量有实效的事情，但他站在比叶适更为正统的儒家立场上，强烈地反对霸道与功利，要求明确区分义利王霸，反对直接谈论功利。^[85]而与陈亮的王霸义利观点相比，叶适的论述确实是大为逊色。

综而言之，圣学道统是一个虚幻不实的概念。两宋时期的道统之争是发生在儒学内部的争斗，实际含有政见之争与学统之争两个内容，大致说来始于熙丰年间，主要是洛学、蜀学与新学，洛学与蜀学之间的争斗；元祐之后仍存在这些学派的争斗；北宋末年，新学基本上退出争斗舞台；南宋初年蜀学虽一度复苏，但因后继乏人而最终退出学统之争。南宋道统之争主要是学统之争而非政见之争，朱陈之辩、叶适的道统论，都是南宋学统之争的重要内容。庆元党禁虽对程朱一系及其他学派进行打击与压制，但宁宗嘉定年间程朱等人恢复名誉及从祀孔庙，程朱学统才被“法定”为圣学正统的传承统绪。程朱一系道统论的核心是否认学术的变异与发展，将所谓的圣学（即儒学）看作是一种隐密传承、私下授受的“秘密武器”，从而最终导致一种僵化的、反对一切变革的观念。而后世尊崇程朱一系，无视其他学派，唯程朱马首是瞻，这不仅束缚了儒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促使它逐渐走向衰弱，这也是南宋之后儒学几乎停止发展的主要原因。还需指出的是，南宋朱陈之辩、叶适道统论的阐述，实际上对活跃当时思想、促进儒学发展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不过，无论何种道统论都是虚幻不实的、错误的观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教授，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博士生导师）

【注释】

[1]脱脱：《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17页。

[2]杨伯峻：《孟子译注·公孙丑章句上》，中华书局，1960年，第63页。

[3]韩愈著，文谠注，王俦补注：《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一《原道》，《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56—559页。

[4]程颢、程颐：《二程外书》卷一二《传闻杂记》，《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

[5]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端伯传师说》，《二程集》，第5页。

[6]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第30页。

[7]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第29页。

[8]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九《杨遵道录》，第262页。

[9]杨时：《龟山集》卷一七《答吴仲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5页。

[10]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9页。

[11]《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第12717页。

[12]程颢、程颐：《二程文集》卷七《上太皇太后书（元祐元年）》，《二程集》，第542页。

[13]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八四，朱光庭《上哲宗乞戒约士大夫传异端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08页。

[14]参见杨时《龟山集》卷一《上钦宗皇帝（第七书）》，第116页。

[15]陈渊：《默堂集》卷一七《攻王氏一章行状不载墓志载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9页。

[16]李若水：《忠愍集》卷一《上何右丞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9页。

[17]周煇：《清波杂志》卷九《毁〈通鉴〉》，中华书局，1994年，第400页。《编年备要》卷二四亦载此事，第601页。

[18]两宋之际，一些学者上奏章批判王安石，如吕好问就上过批判王安石的奏章，参见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九，吕好问《上钦宗论绍述》，第1312页。

[1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一一之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556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哲宗元祐七年三月丁亥，中华书局，1992年，第11240页。

[21]《宋史》卷三四四《王觌传》，第10943—10944页。

[22]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六王存《上哲宗乞明论朋党所在》，第829页。

[23]可参见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六所录有关朋党的奏疏，《宋史》相关传亦载录一些。其中亦不乏批评王安石者。

[2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中华书局，1986年，第3110页。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八哲宗元祐三年正月丁卯，第9923页。

[2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3113页。

[2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第3109页。

[28]朱熹：《朱熹集》卷三〇《答汪尚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76页。

[29]此显学仅指信服而从之者较多、影响大而言，并非指它已经成为统治思想。

[30]庆元党禁并非是学争，因为韩侂胄一党虽然打击所谓的“道学”，但他们并未争道统。其他如林栗等人批朱熹，也没有争道统之意。他们之间的争论与道统无关，因此虽是政争，但与熙丰政争、学争不同。

[31]陈亮：《陈亮集》卷一五《送王仲德序》，中华书局，1974年，第178—179页。

[32]吕祖谦：《东莱集·附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73、484页。另有黄人杰、高元晦、巩叔子、邵津、邵浩等人祭文祭诗，参见同书第487、471、473、484页。

[33]陆氏去世后，其门人曾与朱熹论辩，然处于下风则是十分明显之事。因此，陆氏门人转而投朱熹为师者有之。

[34]《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第12929页。

[35]陈亮：《陈亮集》卷一八《谢罗尚书启》，第243页。(www.xing528.com)

[36]参见拙作《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道统之辩：再论“朱陈之辩”》，《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7]陈傅良称陈亮“无修辞之功”，参见《陈亮集》卷二一附陈傅良《致陈同甫书》，第331页。

[38]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4页。

[39]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三《淳祐视太学》，广陵书社，2007年，第2083页。

[40]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七，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094页。

[41]参见《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试论叶适的道统论》（《中州学刊》2001年第3期）、《道统之辩：再论“朱陈之辩”》，此三文均收入拙作《半甲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42]朱熹：《大学章句序》，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43]朱熹：《朱熹集》卷七六《中庸章句序》，第3994页。

[4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五八，第1361—1362页。

[4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七八，第2015—2016页。

[4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07页。

[47]朱熹：《朱熹集》卷八四《书濂溪光风霁月亭》，第4363页。

[48]朱熹：《朱熹集》卷九九《又牒》，第5055页。

[4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总论》，中华书局，1977年，第60页。

[50]叶适：《叶适集》卷一〇《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167页。

[51]叶适：《叶适集》卷一〇《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第167页。

[5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八《经解》，第105—106页。

[5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七《孔丛子》，第246页。

[5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皇朝文鉴三·序》，第739页。

[55]在叶适著作中赞美子思、孟子仍不少见，甚至有时仍视孟子为道统继承人，如：“周衰而天下之风俗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率；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而后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则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四《告子》，第206页。

[56]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附录孙之弘《习学记言序目序》，第759页。

[57]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皇朝文鉴三·序》，第738—739页。

[58]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七《孔丛子》，第246页。

[5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八《中庸》，第109页。

[60]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4页。

[61]参见拙作《试论叶适的道统论》。

[62]叶适：《叶适集》卷二五《宋厩父墓志铭》，第490页。

[63]叶适：《叶适集》卷二九《题陈寿老〈论孟纪蒙〉》，第607页。

[64]叶适：《叶适集》卷二二《故运副龙图侍郎孟公墓志铭》，第431页。

[65]叶适：《叶适集·别集》卷六《孔子家语》，第709—710页。

[66]叶适：《叶适集·别集》卷八《王通》，第743页。

[67]叶适：《叶适集·别集》卷八《王通》，第742页。

[68]杨时：《二程粹言》卷上《论学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7页。

[6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0页。

[70]叶适：《叶适集》卷一〇《敬亭后记》，第163—164页。

[7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总论》，第60页。

[72]参见拙作《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道统之辩：再论“朱陈之辩”》。

[7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六《国风豳》，第71页。

[7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〇《皇朝文鉴四》，第753页。

[75]叶适：《叶适集·别集》卷六《进卷·管子》，第705页。

[76]叶适：《叶适集·别集》卷六《进卷·管子》，第706页。

[77]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蜀志》，第402页。

[78]参见拙作《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79]叶适：《叶适集·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一》，第786页。

[8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〇《史记二》，第289页。

[8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三《述而》，第186—187页。

[82]叶适：《叶适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第141页。

[83]参见拙作《朱熹史学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等文。

[8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二《国语·周语》，第165页。

[85]参见拙作《朱熹历史哲学的层次分析》，《朱子学刊》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朱熹是个空谈义理的理学家吗？》，《安徽史学》1999年第2期；《朱熹治史价值论阐微》，《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