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叶适争学统已经无法改变法定事实，但对朱、叶两人的道统论进行一些比较仍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可以看出当时学者的道统论的主要观点究竟如何。笔者曾撰文分别对朱熹、陈亮、叶适的道统论进行过研讨，[41]故在此略述主要观点。
自二程起，程朱一系儒学家一直推崇子思及孟子；朱熹更将孔子、子思与孟子这一道统视为自己学术理论的生命线，他将周、程诸儒归于思、孟这一道统，理所当然地把自己也纳入了这一统绪之中：“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42]朱熹尊子思与孟子，也就必然重视四书，他甚至排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次序，并置于六经之前，强调四书是学者入德之门。显然，朱熹抬高了思孟学派的地位。
朱熹对道统有极为明确的论述：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笔者按：见《论语·尧曰》），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43]
在朱熹看来，圣学统绪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而到孟子，其传道密诀就是上述16字。他一直以此来教育学生，反复阐明这一道统，这在《朱子语类》中极多，此列数例以证之：
问窦从周云：“如何是伊尹乐尧舜之道？”窦对以“饥食渴饮，凿井耕田，自有可乐”。曰：“龟山答胡文定书是如此说。要之不然。须是有所谓‘尧舜之道’。如《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便是尧舜相传之道。”[44](www.xing528.com)
舜禹相传，只是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只就这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45]
《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讲学。[46]
可见，朱熹对这一道统是十分强调的，在他看来，孟子之后这一道统断而不续，到宋代则由周敦颐继之，他在《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中宣称“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所以建端垂绪，启佑于我后之人者”[47]，称誉他“心传道统，为世先觉”[48]。尽管二程承认受学于周敦颐，但程颢自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称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显然自命直接承继孔孟而否认是继周敦颐而得道统。朱熹之论明显与二程有差异，因为他明确地把周敦颐作为宋代继孔孟道统之第一人，朱熹与吕祖谦编纂《伊洛渊源录》，将周氏列入首卷的原因也在这里。说得再清楚一些，程朱一派对道统本来就有不同看法，但在严格区别天理与人欲，“明天理，灭人欲”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叶适与朱熹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虽然“世有差降，德有出入，时有难易，道有屈伸”[49]，但存在着自尧、舜、禹、皋陶、汤、伊尹、文、武、周公到孔子这样一个连贯的道统次序。汉唐宋代诸儒尊子思、孟子，尤其是宋儒“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不足达孔子之道也。’然后序次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50]。这里可以看出，叶适认为宋儒揭示尧、舜、禹到孔子的道统系统的功绩应归于二程、张载、朱熹及吕祖谦等数人，尤其对朱熹“极辨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尝不为之叹息也”[51]。同时，叶适却强烈反对将子思、孟子纳入道统系统之内。他明确说过：“然自周（公）召（公）既往，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52]否认思、孟继承道统的权力。叶适表示：“自孔氏之高弟不足以知之，各因其质之所安而谓道止于如此；况于后世。”[53]即自孔子之后道统就断而未续，如此既排斥了子思、孟子的道统继承权，也否认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的道统继承权。叶适批评子思、孟子，将《大学》《中庸》《孟子》三书排斥在“经”之外，甚至嘲笑道：“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54]自然，叶适批评子思、孟子的某些学术观点，反对将他们纳入儒家道统继承人的行列，但并非完全否定子思、孟子，其实叶适对他们仍有许多赞美之词。[55]笔者以为，夸大叶适“非孟”思想是有欠缺的，但叶适在更多的场合则表示子思、孟子不应继道统也是明显的事实。叶适学生孙之弘也曾明确指出：叶适认为“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56]。可见，叶适反对的主要是“舍孔子而宗孟子”的观点，实际是批评宋儒中特别尊崇思孟而自命继道统的理学家，即二程朱熹等人，由此也就把程、朱一系排斥在道统之外。叶适也不同意把曾子列入道统之内：“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后殁，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57]
当然，叶适同样坚信儒家存在着道统：“不能言统纪者固非，而能言者亦未必是也。”[58]这一道统便是《尚书》所称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强调“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此道常在，无阶级之异，无圣狂、贤不肖之殊”。[59]显然可见，叶适所谓存在“道统”与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看法毫无两样。然而叶适与程朱的观点有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二程朱熹一系的理学家强调自己继承了圣学道统，否定其他学者也有继承道统的权力，而叶适则激烈反对之；其二，二程朱熹认为圣学密传便是天理人欲之别，因此他们都赞同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60]；而叶适则不谈天理人欲，坚持王道功利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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