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政见之争：道统与学统的背景简析

自然，辨析韩、程两者在道统问题上的同异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笔者认为要透过程颐提出的“道统”命题，去考察出现这一命题的背景，以了解道统之争与政见之争、学统之争的关系，从而从更深刻的层面来剖析宋代政局的演变以及理学的趋向。

在笔者看来，程颐提出道统命题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两宋道统之争，既是政见之争，也是学统之争，它贯穿着神哲之后到南宋高宗时期的百余年，它对程朱理学最终确立“正统”地位有着不可否认的极其关键的作用。

如果说韩愈的道统论是在佛教流行、儒家学者为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话，那么两宋“道统”之争的出现则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反映。如上所述，北宋首先对“道统”问题进行强调的是程颐。实际上，这是熙丰政争的反映。关于熙丰政争，学界研究极多，在此不作论述，笔者仅对当时学术分歧与政争关系作一阐述。

众所周知，王安石创立“新学”，其学术观点与二程迥然不同。由于王氏得到神宗的支持，其政大行，其新学也一度独领风骚，风行一时，王氏著述也被作为国子生必读的课本。

二程对王安石新学是极其反感的。前辈学者已经指出程颐的一些观点“其实是针对王安石新学而说的”^[10]。笔者完全同意这一结论。其实，二程从道统角度对新学进行过激烈的批判：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11]

应该指出，上述所称“异端”不仅仅是指佛老，也指与程氏学术观点不同的新学，因为“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一句中，“穷神知化”“开物成务”并非是指佛老之学。这并非是作者的臆测，因为程颐还有更为明确的话语反对新学：

臣以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历观前古，辅养幼主之道，莫备于周公。周公之为，万世之法也。臣愿陛下扩高世之见，以圣人之言为可必信，先王之道为可必行，勿狃滞于近规，勿迁惑于众口。^[12]

此话讲于哲宗刚上台的元祐元年，显然是针对王安石新政与新学的。

二程的弟子乃至再传弟子们也对新学力加抨击，目之为异端邪说，否认王安石有继承道统的权力。如朱光庭在元祐元年，向哲宗上奏称：“息邪说，距诐行，正风俗，明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以开天下之惑。”^[13]杨时也曾对王安石新政、新学大加批判，^[14]杨时弟子陈渊甚至称王荆公“于儒者之道未尝深造，故溺焉，而不即悟耳。是以为世大害，自元祐以来世之贤者多攻之”^[15]。显然，朱光庭、杨时、陈渊等人批判王安石新政与新学，称其“于儒者之道未尝深造”，斥之“为世大害”，他们把王安石排斥在道统之外的心态一目了然。如果联系程颐所称其兄“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一语，程门后学为程氏之学争道统的心态是一目了然的。

对此，北宋末年李若水曾说过一段话，大致可见时人对熙丰交争的看法：“熙丰间王安石以辩诈之才，揺神考之听，假先王之道，行商鞅之术，乃取祖宗良法美意，变弄求新，庙堂纷争，道路窃议，骨鲠大臣如文彦博、韩琦、司马光之徒，亦莫能回其说。于是铨新进小生数十辈之附己者，行新法于天下。又出己意作《三经新义》《字说》以笼学者，以困天下英豪之气。”^[16]李若水虽非二程后学，但他从政争到学术之争作了一个概括，贬王氏、斥新学，其态度是十分明显地尊崇洛学。

其实，从哲宗到钦宗之间，王氏新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如哲宗之时一些官员主张毁《资治通鉴》版，发司马光等人之冢；徽宗时期，王氏新学一度死灰复燃，据《清波杂志》载：“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17]然而随着北宋王朝倾覆，南宋初年起便出现一股彻底清算王氏新学之风，^[18]建炎二年夏，“久阴不解。诏百官（原脱）执事赴都堂给札，条具时政阙失”，司勋员外郎赵鼎言：“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致祸社稷，其源实出于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19]，于是罢安石配飨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飨神宗庙庭。从此，新学退出历史舞台，被排除在道统序列之外。

熙、丰至元祐，另一政见、学统之争在二程洛学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之间展开。洛、蜀两派在学术上虽有不同见解，但他们对王安石新学则一致持反对态度。元祐更化，新学受到批判与压制，而洛、蜀两派之间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史称：“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20]“（王）觌在言路，欲深破朋党之说。朱光庭讦苏轼试馆职策问，吕陶辩其不然，遂起洛、蜀二党之说”，王觌后罢为“右司员外郎，未几，拜侍御史、右谏议大夫。坐论尚书右丞胡宗愈，出知润州，加直龙图阁、知苏州”。^[21]此为元祐三年事。对王觌罢为外职一事，王存曾在奏疏中称：“去年（元祐二年）因张舜民被贬，自此议论之人分为二党，亦互相诋毁……今虽其势颇沮，而余风未殄。”^[22]二党交争，延续至徽钦时期，章奏迭上，不可开交。^[23]值得指出的是，洛、蜀之争，并非仅是政见之争，其中包含着学统之争，他们互相攻击对方学术的核心问题，如朱熹曾说到洛蜀之争时，蜀学曾攻击洛学核心概念：“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24]众所周知，“敬”是程朱一派理论基石之一，苏轼要打破“敬”字，即要彻底批倒洛学，将其排斥在圣贤道统之外。而洛学一系则批评蜀学轻浮放肆，有违圣贤之道，如王觌奏称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轼胸中颇僻，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25]。后来朱熹亦批评苏轼“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26]，斥责其“放肆”^[27]之行，对其憎恨不在王氏新学之下：

如王氏者，其始学也，盖欲凌跨扬、韩，掩迹颜、孟，初亦岂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学不纯，而设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为是，而大为穿凿附会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于圣人之门也。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学不知道，其心固无所取则以为正，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其不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其穿凿附会之巧，如来教所称论成佛、说老子之属，盖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谓汤、武篡弑而盛称荀彧，以为圣人之徒。凡若此类，皆逞其私邪，无复忌惮，不在王氏之下。^[28](www.xing528.com)

显然，王觌、朱熹把蜀学视为“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学术不正”“暗于义理”的学问，朱熹甚至称蜀学之害“不在王氏之下”，言下之意蜀学不但为学有害，而且为政亦有害，如此也就剥夺了蜀学继承道统的权力，并从政治层面对蜀学进行打击。北宋后期，洛、蜀两派都被禁止传播，尽管南宋之后党禁开放，两派可以自由传播各自学说，但蜀学偏重文词，轻于义理，其后学亦无佼佼者，因此蜀学衰微不振；而洛学则由于杨时到朱熹诸儒的大力推广，成为一时之“显学”^[29]。

其实，南宋伊始，批王安石已经不再新奇，加之蜀学也萎靡不振，因此洛、蜀、新三学也已不是当时儒学诸派争斗的主要焦点，当时诸儒之间道统之争更多地是学争而非政争。^[30]这从朱、陈之辩，叶适道统论，真德秀、黄震等人对朱熹的推崇便可以看出。陈亮曾说：

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后世观之，而往往以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极也。其后文华日滋，道德日茂，议论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于平素矣。众贤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称孔孟，人人自为稷契，立党相攻以求其说之胜。最后章蔡诸人以王氏之说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黄茅白苇之连错矣。至渡江以来，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虽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谀而不能同其说也。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世之为高者，得其机而乘之，以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以天下之事无所不能，能麾其后生以自为高而本无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后欲尽天下之说一取而教之，顽然以人师自命。虽圣天子建极于上，天下之士犹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终惧其流之未易禁也。^[31]

陈亮所说北宋“众贤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称孔孟，人人自为稷契，立党相攻，以求其说之胜”，是混合了学统之争与政见之争的；而南宋之初的“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一语，则是指南宋朱、吕诸儒的学术，尤其对“顽然以人师自命”的朱熹表示不满。

笔者认为：就南宋而言，学争仍然在继续，政争则不显于时。究其原因，程氏一系的主要卫道者朱熹，长期不在庙堂，而陈亮也未能入仕，吕祖谦、陆九渊、陈傅良、薛季宣、叶适等人对朱熹的政见提出批评意见并不多见，因此政争不显，而学争则在继续。

吕祖谦虽为朱熹好友，但朱熹对吕祖谦批评甚多，而吕氏则很少回应。他们同编《伊洛渊源录》，虚构宋代道统传承统绪，朱熹以继道统自命，而吕氏虽未声明自己继道统，但他并非不在意这一道统。这可从其门人之语看出。吕祖谦于淳熙八年去世，其门人的祭文、祭诗中有诸多称颂吕氏继道统之“信息”，兹略举数例：

郑唐卿等：“先生之学，道统正传。精粗本末，浑然大全。发明经旨，默契昔贤。”

丁少瞻：“孔孟之道，既千载湮没而不明；伊洛之学，又一时兴起而未备，非特与俗而多迕，虽欲救时而莫济盛哉。先生出乎斯世，皇帝王霸之道，无所不明；其旨隐显小大之书，无所不揽其粹，以是为天下之师，总学者之会。”

赵煜：“道统谁传授？源流易失真。滔滔皆四海，亹亹独斯人。”^[32]

这些吊唁诗文如此称颂吕祖谦，强调吕氏继孔孟道统，乃至号称“亹亹独斯人”，因此我们很难作出吕氏平日会闭口不谈道统继承问题的结论，恰恰相反，应该说吕氏平日与弟子们谈论中也或多或少谈及道统之事，甚至自认为是继孔孟道统者，否则吕氏弟子们的吊唁诗文就难以理解。自然，张栻、吕祖谦、陆九渊诸儒先后去世，而朱熹又以一代宗师为人称颂，故张、吕、陆诸门人与朱熹争道统便不存在可能。^[33]

然而，“为人才气超迈”^[34]、“视毁誉如风而不恤”^[35]、喜讽议品评人物的陈亮则与朱熹爆发过一场有关道统的论辩。^[36]这场论辩最终不了了之，但朱熹占据上风则是十分明显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