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从年轻时开始参加考试，落第了再考，一直到年老才登第，“至有白首举场者”[65]，好不容易才有个好结果。如封定乡、丁茂珪“场中头角”，是举人群体中公认的头目，而事实上，二位都是连续“二十举方成名”，是长时间坚持考试才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功名。因为长期考试，所以与有关部门十分熟悉，知晓科举中的所有程序，才成为举人们心中的“头角”。[66]卢延让擅长写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67]，估计这时已经是五六十岁了。唐昭宗天复元年的赦中，“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其时礼部侍郎杜德祥上奏说：“拣到新及第进士孙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于是昭宗各授数人一官。洪迈据《登科记》记载，“是年进士二十六人，光问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颜居末级”。[68]可以看到这六人中，最大的王希羽已经七十三岁，而唐代一般高级官员的致仕年龄也就七十岁，尽管昭宗安慰性授予秘书省正字这个最低层级的官位，其实更多的是荣誉上的。五六十岁才考中进士，不会只有上面几位，所以对一些举人来说，为了有个出身，他们是将自己一生的精力全部用在考试中了。
这些落第举子反复考试，最后登第有了功名，从年轻人考到满头白发，很多人的一生幸福全被科举牵着走，一些人不结婚，亦没有精力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如闽人陈峤，“孑然无依，数举不遂，蹉跎辇毂，至于暮年，逮获一名还乡，已耳顺矣”。六十岁才考上，还是一个人，于是“乡里以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到了八十才解决婚姻问题，全是科举造成的。结婚的时候，“合卺之夕，文士竞集，悉赋催妆诗，咸有生荑之讽。峤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座客皆绝倒”。[69]对陈峤来说，能够取得一个功名，八十岁结婚成家，他并没有感到悲哀，还十分高兴，完全沉浸在科举成功的喜悦中。
一些落第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成功了，但事实上有很多人考了一次又一次，就是没有成功的希望。唐冯藻，冯肃之子，“世有科名”，所以到冯藻成人后，当然亦想在科举上取得成功。不过他“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连考十五次未中第，遂找个相识道士让他看一下前途。道士说：“先辈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但冯藻不肯相信。于是再考十次，前后已经有二十五次。姻亲劝说他不要再考，还是先谋求个官做做就算了，冯藻心有不甘，说：“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结果还是没有考中。这才想办法去弄个官做，“历官卿监峡牧，终于骑省”。这样连考三十次的，可能是个特例，但考试失败接着再考最终就是失败的人，在当时肯定不少。所以宋人说：“何浮名之引人，而轻禄仕之如是也！”[70]
当然，很多落第者知道自己在科举路上走不通，仕进希望破灭，只能另谋出路。宋人说：“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71]如前已谈到的李山甫，咸通年间科考屡屡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但他每当想到朝廷宰执们有眼无珠，心中就十分怨恨。他曾经写诗说：“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72]对自己没有登第耿耿于怀。落第后，很多人不再考试，而是直接到藩镇处谋个职位。如李习吉，是李林甫的后人，因为应举不第，来到河中，成为节度使李都的从事。之后又从昭义来到太原，“辟为从事”。这类从事，应该都是为节度使负责具体某一方面的事务。李习吉因为有学问，“有笔述，虽马上军前，手不释卷，太原所发笺奏军书皆习吉所为也”[73]，主要是撰写各种文书。由于科举名额很少，很多落第者其实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来到藩镇工作，往往更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李习吉后来为李克用“辟为掌记，笺檄之捷无出其右”。他的文笔得到朱温的称赞，“梁祖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还说：“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傅翼也。”[74]不过话说回来，入藩镇幕府毕竟是士人的无奈之举，很多人还是想通过科举这个最光彩的办法进入仕途，入幕府不过是自己暂时的一种方式。
科举制的推行，为知识分子开拓出了一条入仕新通道，门第的要求放松，来自不同阶层的读书人可以进入官员队伍，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尤其是中唐以后，通过州县考试的乡贡举人纷纷来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大量的科举考试登第者进入中高级官吏的行列中。社会风气大变，“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75]，由科举进入官员队伍才被人认可。科举制度的出现，既预示着它将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同时也会极大地影响士子们的价值观，影响全社会的价值观。一些普通家庭尽管并不富裕，但他们投入了财力物力到教育上，以培养自己的年轻一代日后能出人头地。比如唐中期曾为宰相的段文昌，少寓江陵，“甚贫窭。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诣寺求食，寺僧厌之，用斋后扣钟，冀其来不逮食”。就是一个生活这样贫困的子弟，“寓居广陵之瓜洲，家贫力学”。对这段贫穷的经历，后来他做官了还念念不忘，不断对人讲述。[76]像这种出自穷困家庭的子弟，能认真学习，最后有所成就，应该是唐五代时期人们追求的一种最为理想的教育目标，这是很多人重视教育的动力。《唐语林》卷八谈到一书生“读经书甚精熟，不知近代事”[77]，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了许多读书人追求的一种境界。人们希望自己的子弟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挤进社会的上层，尽管他们的家境并不全是十分宽裕，但他们已经比较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压力下，在这样的一种功利性的教育指挥棒驱使下，科举发榜后出现的登第者的狂喜，落第者的自卑和消极，自然是十分正常的。而这一切，仅仅是出现在科举制刚刚实行的阶段，是这个制度带来的正常反应。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古代史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本文引用的宋代笔记，主要收录在由傅璇琮、朱易安、戴建国主编的《全宋笔记》前六编中，大象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出版第一编，2006年出版第二编，2008年出版第三编，2010年出版第四编，2012年出版第五编，2013年出版第六编。本文后引资料出自《全宋笔记》者，只注明编数，不再另外标明出版年份。
[2]唐代科举是宋代笔记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以往学者有所研究，如房锐有多篇文章谈及《北梦琐言》中反映出的唐代科举，例《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唐都学刊》2005年第5期；《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天津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从〈北梦琐言〉看晚唐落第士人的心态》，《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5期。此外，还有蔡静波、杨东宇《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人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唐都学刊》2005年第4期；宫维云《有关宋人笔记中唐五代科举史料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都对宋代笔记中的唐五代科举史料进行过深入探讨。
[3]王谠：《唐语林》卷七《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46页。姚颉，当为“姚鹄”之误。
[4]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30页。
[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四《度启公棱等登》，《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四册，第152页。
[6]王谠：《唐语林》卷八《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85页。
[7]王谠：《唐语林》卷三《方正》，《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89页。
[8]程大昌：《程氏续考古编》卷五《进士宴戴花》，《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十册，第164页。
[9]费衮：《梁溪漫志》卷二《座主门生》，《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二册，第151页。
[10]乐史：《广卓异记》卷一九《门生引门生谒座主》，《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三册，第132页。
[11]费衮：《梁溪漫志》卷二《座主门生》，《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二册，第151页。
[12]洪迈：《容斋五笔》卷七《门生门下见门生》，《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六册，第473页。
[1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王文公叉手睡》，《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32页。
[14]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第247页。孔平仲：《谈苑》卷四（《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五册，第337页）云：“新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子报其家，谓之喜信。”文字略有不同。
[15]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全宋笔记》第六编第四册，第106页。
[16]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三《金花帖子》，《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五册，第373页。
[17]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陈会螳螂赋》，《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40页。
[18]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第246页。该段内容在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621页。
[19]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4页。
[20]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77页。
[21]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云：“长安春时，盛于游赏。”（第54页）
[22]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4页。
[23]王谠：《唐语林》卷七《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61页。
[24]程大昌：《程氏续考古编》卷五《进士宴戴花》，《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十册，第164页。
[25]钱易：《南部新书》卷乙，《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21页。
[26]钱易：《南部新书》卷乙，《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19—20页。
[27]程大昌：《程氏续考古编》卷五《闻喜宴》，《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十册，第163页。
[28]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77页。
[29]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8页。
[30]高似孙：《纬略》卷五《雁塔》，《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五册，第215页。
[31]钱易：《南部新书》卷乙，《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23页。
[32]张礼：《游城南记》，《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一册，第205页。
[33]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十册，第84页。
[34]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二《社日停针线取进士衣裳为吉利》，《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九册，第97页。
[35]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费尊师》，《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第19页。(www.xing528.com)
[36]洪迈：《容斋四笔》卷六《乾宁覆试进士》，《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六册，第270页。
[37]佚名：《玉泉子》，《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24页。
[38]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69页。
[39]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六册，第40页。
[4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八《裴相国及第后进业》，《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02页。
[41]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第76页。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全宋笔记》第六编第八册，第362页）亦有相同的言论。
[42]王谠：《唐语林》卷八《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83页。
[43]王谠：《唐语林》卷一《政事上》，《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9页。
[44]徐铉：《稽神录》卷六《赵瑜》，中华书局，1996年，第95页。
[45]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4页。
[46]郑文宝：《南唐近事》佚文，《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第229页。
[47]王谠：《唐语林》卷四《企羡》，《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141页。
[48]钱易：《南部新书》卷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45页。
[49]王谠：《唐语林》卷六《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21页。
[50]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三《淘沙子》，《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第22页。
[51]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高蟾以诗策名》，《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96页。
[52]钱易：《南部新书》卷乙，《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22页。
[53]王谠：《唐语林》卷一《文学》，《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77页。
[54]王谠：《唐语林》卷三《雅量》，《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99页。
[55]佚名：《玉泉子》，《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24页。
[56]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章鲁封不幸》，《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66页。
[57]王谠：《唐语林》卷四《自新》，《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141页。
[58]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全宋笔记》第四编第六册，第120页。
[59]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七《驳昭宗谥号》，《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84页。
[6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罗顾升降》，《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84页。
[61]佚名：《江南馀载》卷上，《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第244页。
[62]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6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三《草贼号令公》，《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51页。有学者研究后发现，王铎于咸通四年、咸通五年知贡举，而李山甫咸通间数举被黜。咸通五年，作为主考官的王铎曾经黜落过考生李山甫，因而“李山甫把王铎作为宣泄愤懑的对象，并唆使乐从训劫杀王铎”。参房锐《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天津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64]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五《谋害衣冠》，《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68页。
[65]王谠：《唐语林》卷八《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83页。
[66]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一《希慕进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38页。
[67]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卢诗三遇》，《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90页。
[68]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录儒士》，《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六册，第90页。
[69]钱易：《南部新书》卷戊，《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59页。
[7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冯藻慕名》，《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13页。
[71]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唐藩镇幕府》，《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五册，第230页。
[72]钱易：《南部新书》卷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第45页。
[7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四《外藩从事于北省上事》，《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60页。
[74]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七《李习吉溺黄河》，《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181页。
[75]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页。
[76]王谠：《唐语林》卷六《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26页。按《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段文昌高祖为段志玄，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父谔，循州刺史，段文昌并不是出身于穷苦之家，疑《唐语林》是将别人的事迹嫁接到段文昌的身上。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谈到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有学者认为无论故事的主人公是王播还是段文昌，一些寒庶出身的下层士人通过科举实现了入仕，“这对那些寒庶之家的下层士人具有极大的鼓动力和吸引力”。参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5页。
[77]王谠：《唐语林》卷八《补遗》，《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二册，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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