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吴灭蜀后，随着三国的统一，在张华门下，不仅集中了一批原属曹魏文学集团的中原人士，还聚集了一批来到洛阳的吴、蜀俊逸之士。除了山东来的左思，还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的陆机、陆云兄弟。在权力、人心和文化的意义上，形成了西晋以张华为核心的文学集团。
《晋书》本传说：“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师范，如师资之礼焉。”而张华不仅为“二陆”延誉，还介绍他们与当时的名家认识，扩大他们的交游，提高他们的知名度。陆机也处处把张华当成老师，什么事都问张华，从现实中的利害关系，哪些人值得拜访，哪些人不值得拜访，到诗文写作、诗歌欣赏和诗歌评论，张华都对陆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陆氏兄弟心悦诚服的指导者。
（2）张华：指导陆机文风的第一人
陆机的文章虽然好，但有饾饤文意和堆砌辞藻的毛病，张华对此提出批评。《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章传》说：
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张华的批评很讲艺术。他不是直接说陆机的文章写得不好，而说篇篇都好；先全面肯定，再说他有的文章艰深繁芜，堆砌辞藻。艰深繁芜，堆砌辞藻总是缺点了，但张华说，那是因为他的“才多”造成的。这让陆机听得很舒服，容易改正。“才多”成“患”，致使文风艰深繁芜——张华是对陆机诗学批评的第一人。
张华死后，拥有张华书籍的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著《文章流别志论》，其论陆机，是否承张华之说，论佚不传，不得而知。但此后李充撰《翰林论》，即承张华的说法。钟嵘《诗品》“上品”评陆机时，曾引张华、李充的话说：“张公（华）叹其大才，信矣！”又说：“《翰林》笃论，故叹陆（机）为深。”《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孙绰语曰：“陆文深而芜。”《文心雕龙·才略》篇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说皆源于张华。
此外，机、云兄弟还从张华那里学到了文章要清畅、省净，不作冗长语的特点。陆云《与兄平原书》分析张华的“情（清）省”说：
张公（华）文无他异，正自情（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正表明机、云兄弟讨论、学习张华文章“情（清）省”的风格，改变自己繁芜艰深文章的认识。
（3）张华“先情后辞”“尚泽悦”，实为陆机“缘情绮靡”之先导(www.xing528.com)
最让陆机受惠的，是张华对陆机诗学思想的指导，这使陆机的诗学观念全然改变。陆云《与兄平原书》说：
（兄）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势）而不取悦泽。[17]尝忆兄道张公（华）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陆云的这封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材料，它至少说了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说明了“二陆”兄弟以前对文章的看法，原本是“先辞后情”，即把“语言辞藻”放在第一位，把“思想感情”放在第二位的。
二是这段话划分了“魏制晋造”的界限。这里的“势”，指诗歌刚柔兼备的张力；“悦泽”，指感情上的“愉悦”，辞藻“泽润”之审美。
诗歌选择“情”，还是选择“辞”？尚“势”还是尚“悦泽”？这是建安以来不同文学观念争论的焦点。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公幹、仲宣之论，家有曲直。”正表达了“魏制”“晋造”不同诗学观念的分界。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时候，曾引用陆云的这段话批评刘桢。
与王粲同为“建安七子”的刘桢，诗歌创作重“气”尚“势”，以为“文之体指（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文心雕龙·定势》篇引，出处今佚）。[18]刘勰不赞同刘桢的说法，指出：“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刘勰觉得刘桢对“势”的解释，兼有“气”的成分，应该把“势”和“气”分开来。接着引陆云“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的话，说明“势”也有“刚柔”之分，也要滋润一点，“泽”一点：“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由此可见，刘勰在王粲和刘桢之间，在“泽”和“气”、“情”和“辞”之间，是毫不犹豫地赞同王粲和张华的“情”与“悦泽”的诗学观念的。
需要说明的是，陆云《与兄平原书》中的“尚絜而不取悦泽”，《文心雕龙·定势》篇引作“尚势而不取悦泽”[19]今本《与兄平原书》中的“絜”为形误。《文心雕龙·定势》篇引作“势”是正确的。
三是排一个时间表。机、云兄弟在太康末（约289）入洛阳，与张华交往，接受张华指导。十年后，即在永康元年（300）四十岁时，陆机写作《文赋》，[20]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思想，[21]把中国诗学抒情的本质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而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五札，大多数写于他转任大将军右司马时的永宁二年（302）夏，即在陆机写作《文赋》的两年以后。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思想，确实受到张华“先情后辞”的影响，在转变了“先辞后情”后才产生的。在《文赋》问世二年后陆云的这封信中，明确地说陆机——“便欲宗其（张华）言”，是听从张华指导，把“先辞后情”，改为“先情后辞”；把“诗缘辞”，改为“诗缘情”的结果。
从刘勰《文心雕龙》追溯陆云，一直追溯到张华，我们便可以看出，张华代表西晋，在“情”和“辞”中选择“情”；在“文”和“气”中选择“文”；在“势”和“悦泽”中选择“悦泽”。这是他个人的行为，也是一个时代的行为，代表了西晋与建安三国时期诗学的分野，是三国归晋以后审美风气转变、诗歌风气转变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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