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诗学的历史评价与品鉴

要弄清楚对张华诗学的历史评价，就必须弄清齐梁时代钟嵘《诗品》的品评——那是对张华诗歌最全面的品评。

（1）考察异文：弄清张华品第的真相

钟嵘《诗品》把张华放在“中品”。“中品·张华条”说：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耳。

以上品评，除了“其源出于王粲”难解外，还有两个疑点：一是“兴托不奇”；二是“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一般人的理解是，钟嵘不满张华《情诗》中“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而给予了贬抑。

置于中品的诗人，有几种情况：一种如“魏尚书何晏、晋冯翊太守孙楚、晋著作郎王赞、晋司徒掾张翰、晋中书令潘尼”等人，是“宜居中品”的；^[8]第二种如“任昉”，是“擢居中品”的；^[9]第三种如“晋处士郭泰机、晋常侍顾恺之、宋谢世基、宋参军顾迈、宋参军戴凯”等人，是“越居中品”的。^[10]对比之下，张华连“中品”都“疑弱”，有点不够格，这不符合张华在西晋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符合张华在《诗品》中的地位。因此，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

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11]说：“‘中’疑‘上’之误。上品疑弱，下科恨少，明其所以列之中品之故，故下文云‘在季、孟之间’也。”眼光敏锐，判断正确，但没有版本根据。我经过考证，有一点发现。宋人何汶《竹庄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古本《诗品》“张华条”云：

兴托多奇。

今置之甲科（即上品），疑弱；抑之（《诗人玉屑》作“乙之”，意同）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间耳。

第一个疑点“兴托不奇”，《竹庄诗话》、《诗人玉屑》引作“兴托多奇”，意思和通行本文字完全相反；第二个疑点“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竹庄诗话》、《诗人玉屑》引作“今置之甲科（即上品），疑弱；抑之中品，恨少”。“中品”变“上品”，“下品”变“中品”，比原来的品语几乎相差一个等级，且变“处之”为“抑之”，字面的感情色彩也不同。

宋诗话以外，《诗品》中最具校勘价值的明刻宋本《吟窗杂录》及其系统的《格致丛书》《诗法统宗》《朱评词府灵蛇》诸明本，均作“兴托多奇”，与宋诗话所引古本《诗品》同，成了有力的旁证。又，《诗品》张华条末句“在季、孟之间耳”，语式、语意，全本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孔子世家》说：“鲁乱，孔子适齐……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集解》孔安国曰：“鲁三卿：季氏为上卿，最贵；孟氏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间也。”钟嵘以张华比孔子，说他虽名高曩代，但置之甲科，却有所不能，只能抑之中品。(www.xing528.com)

（2）《诗品》对张华评价的两重性

《诗品》对张华的品评始终很矛盾：一方面，张华放弃建安刘桢风骨的方向，走王粲“情”、“辞”的道路，主张诗歌的词藻、修饰和一系列的形式美学，并在《情诗》的创作实践中，“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形成了“靡曼”和“华艳”的风格，与钟嵘主张风骨的诗歌美学背道而驰，因此，尽管《情诗》在魏晋诗坛享有盛名，钟嵘也说张华“名高曩代”，但仍给予一定的贬抑，把他列入中品，并引用“疏亮之士”的话说——“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另一方面，钟嵘又赞同张华对陆机等人的评价，甚至赞赏张华的创作方法。《诗品序》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写诗不贵用事，不贵故实，提倡“自然英旨”，“直寻”、“真美”，是钟嵘体现在《诗品》中最重要的诗学观之一，而“羌无故实”的样板，钟嵘就举张华的“清晨登陇首”一诗为例，这使张华的佳句在《诗品》中与曹植（高台多悲风）、谢灵运（明月照积雪）等人的佳句并列为“古今胜语”。由此可见，张华的诗歌创作，至少部分“羌无故实”的诗歌，与钟嵘不贵用事的诗学理想和“即目”的创作方法是不谋而合的。

问题在于，历来注家多不知“清晨登陇首”为张华诗句。如陈延杰《诗品注》此句“未详所出”；古直《钟记宝诗品笺》说，作者“今考未得”；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以为钟嵘误合吴均《答柳恽》与沈约《有所思》首句而成。^[12]杜天縻《广注诗品》亦谓“未详所出，待考”；叶长青《诗品集释》失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张华诗歌的理解，也影响了人们对钟嵘评张华原意的理解，唯王叔岷《读钟嵘诗品札记》指出为张华断句。^[13]

《诗品》除肯定张华“清晨登陇首”诗“羌无故实”外，《诗品序》末列举五言警策时，还有“茂先寒夕”一语。注家以为，可能指张华的《杂诗》，因诗中有“繁霜降当夕”之句。

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教授在《中国中世纪文学批评史》中论述张华时，用了“博物的记录”“鹪鹩之赋”“情诗的系谱”“游侠乐府的世界”等语，称张华是“魏晋南朝文学、思想上的坐标”，是很有识见的。^[14]由于通行本《诗品》文字讹误，影响了我们的理解；弄清《诗品》张华条原文，就弄清了钟嵘对张华和《情诗》评价的真相。

（3）从古到今诗人：张华独享“情多”

在《诗品》品评先秦至齐梁，从古到今一百二十三位诗人（“古诗”算一人）中，张华是唯一一位被称为“情多”的诗人。“情多”的品评，不仅为张华所独享，也为《情诗》所独享。

其实“情多”一词，并不是钟嵘的发明，钟嵘是借鉴谢灵运评王粲来的。因此，还是和张华的诗风源出王粲有关。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其二写王粲，小序说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钟嵘对谢灵运这首诗非常欣赏。《诗品序》末列举五言诗警策佳作，就有“灵运《邺中》”之句，即指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因此，对“情多”一语自然熟知。谢灵运说王粲“自伤情多”，钟嵘拈出“情多”二字，用到张华身上。王粲是张华的“源”，张华是王粲的“流”；通过“情多”的贯穿，不仅有语言上的承袭，也有源出上的暗示，这也许是钟嵘的一种匠心。不过，同是“情多”，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王粲是遭乱流寓，悲士不遇；张华则写男女相思。这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西晋太康诗人的“情多”，正源出建安诗人的“情多”；同时，西晋诗人以“儿女情多”，向遭乱流寓“自伤情多”的“建安”诗歌告别。《情诗》——“情”——“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华的《情诗》，就是告别建安诗歌美学的宣言书——这就涉及张华《情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