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说明，《女诫》已在北宋的女子教育中普遍运用。“宋永泰县主，太祖从孙女，性孝敬，动循《女诫》。年十四归元班殿直梁子才，克执妇道，事舅姑孝谨。”[56]程颐记其母亲侯氏：“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诫》。居常教告家人曰：‘见人善则当如己善，必共成之；视他物当如己物，必加爱之。’”[57]范祖禹记县君石氏“幼奇警，能读班大家《女戒》”[58]。黄庶谈到一个农家出身的女子周氏，“其父恭，先世以农自力。豫章学家，分宁最盛，乡党命儒者出入，人皆知为可贵。恭慕之，而其子两人业已耕，念不可教。独周氏幼而慧，乃使授古《女诫》七篇习之。既长，归徐氏，事上抚下，皆有礼可爱，里人缓急，必奔之无所惜。处士少学，不得志而归，周氏耻之，益欲教其子”[59]。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周氏父羡慕读书人，但两个儿子不可能靠读书兴家，便培养女儿读书，终于将她嫁入士人家。邹浩曾手书《女诫》授予本家女孩：“某因取《女诫》书以献焉，庶几朝夕成诵，以为姆训之助，异时有勉其夫以正，教其子以忠，与古淑懿相望于声诗图史之间者，必吾姨氏也。”[60]而杨时亦大力提倡，慨然命笔曰：“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动足以经世范俗，其所书不特有补于张氏而已，后必有因斯文以兴起者，其于世教岂小补哉！”[61]
于是，在命妇的制诰中，往往颂扬她如何遵守《女诫》。如楼钥作某官妻潘氏封令人敕：“敕：具封某禀姿静专，处己冲素，动遵《女戒》，克循待傅之言；躬习妇仪，果见从夫之贵，治组紃而有度，奉温凊以尤恭。象服是宜，鸾笺增宠，其服恩光之渥，以彰内助之贤。”[62]同样的行文被作为固定格式反复用于其他命妇的制诰，如张嵲撰任氏潭国夫人制等，[63]在此不再多列。
在宋士大夫的往还约婚书信中，《女诫》又成为妇女受教育的代称。周必大的求婚书为女家向男家提亲的代表，曰：“伏惟某人得隽词场，信人门之俱美，而某第几女留心《女诫》，处闺阃以自修。”[64]而张纲所书为男方向女方求婚的典范：“伏承令侄女某人传庆大家，巳深明于《女诫》；而某第四孙通仕郎某诵书黄石，私窃慕于祖风。”[65]无论是自赞小女还是吹捧对方令爱，往往谓“深明《女诫》”或“留心《女诫》”，这类遣词不仅表明此女受过教育，最主要还是说明女孩具备传统女德。类似表述，于宋代求婚类文书中比比皆是，如“熟曹大家之《女诫》”[66]；“《女诫》甚闲”[67]；“闲七篇之《女诫》”[68]；“闺则温柔，纯是大家之《女诫》”[69]；“少闻《女戒》，已高道韫之风”[70]；“粗闻《女诫》之词”[71]；“粗知《女戒》，信其贤之可妻”[72]；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已高道韫之风”之类的表述，说明在士大夫心目中，传统女德更重于女才。
曾巩序谓：至宋代，《列女传》已不复汉时旧貌。曾巩推测：班昭将刘向的八篇拆散，又加以补充，方分为十五卷。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颂义复定其书为八篇，因此馆阁中收藏了八卷本与十五卷本两种。[73]现存书目证实了其概述。刘向的作品，在其本传中称八篇，而在《七略别录》中记为“种类相从为七篇”，由于其后出现的赵母、綦母邃注本为七卷，汉时可能七卷本、八卷本并存，而张涛认为，八卷本即七卷传与颂一卷。[74]到《隋书·经籍志》记录时，该书已变为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为两卷，两卷本应将十五篇分为上下而成。《新唐书·艺文志》该书仍记为十五卷，宋《崇文总目》亦记为十五卷，可知十五卷本在北宋仍流行。
根据王回的《古列女传序》，嘉祐八年（1063）王回亦曾加以重编，重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刘向本的旧貌，即将他所认为非刘向所作的二十篇剔出编为《续列女传》，另将颂与序摘出，于是《古列女传》为八卷，加上《续列女传》共为九卷。曾巩将这两个本子重加校勘。中国台湾学者刘静贞认为苏颂和曾巩所编八卷本与王回编九卷本是两个不同的本子，即前者未将非刘向作的篇章剔出。[75]但仅就曾巩序文而言，他始终未提十五卷本究竟是作为底本还是校本，也就是说，最终“定可缮写”的本子分卷不详。八篇应仅指《古列女传》而言，所谓王回本则多一卷《续列女传》而已，曾巩未提王回，也并不能断定曾巩便一定以苏颂本为底本，因此，笔者以为，所谓苏、曾本实即王回本。
现存《崇文总目》著录《列女传》仍作十五卷。该书目仅列书名与卷数，提要、小序等已佚，古典文献研究者认为，它应是南宋初为征集书籍而抄录的简目。[76]因此，它所反映的书籍状况，仍是北宋时的旧貌。而南宋诸书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等著录为：《古列女传》八卷，《续列女传》一卷，皆为王回所编定的九卷本。郑樵《通志》作十五卷，但如上所述，《通志》所记女教书大都不见于宋，实际这些相关部分是集抄前代书目而成，未必曾作考实。
宋人提出另一个问题：现存的《列女传颂》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前人或谓此颂出自刘歆，但《隋书·经籍志》又著录刘歆撰有《列女传颂》一卷，此书到唐宋已不见于书目，曹植亦撰有《列女传颂》，此书虽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但宋人从未提起。王回力主宋存《列女传颂》为刘向原著，这一说法也在曾巩序中得到呼应，这似乎也可证明曾巩曾读过王回序。由于曾巩序的影响更大，这一说法在宋代被广泛接受。(www.xing528.com)
而传至后代的《列女传》又将颂配于传后，这是南宋嘉定时蔡骥所为。他在跋语中辩析序颂皆为刘向手笔：“谨按《隋书》《崇文总目》及本朝曾校书序，则非歆作明矣。然《崇文总目》则以续二十传无颂，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为一十四篇，并传颂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则以向所撰《列女传》七篇并《续列女传》二十传为一篇，共计八篇。今止依此将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观者宜详察焉。”[77]也许这样的编法更为读者接受，于是这种文本便流传于世了。
刘静贞先生敏锐地指出：王回本更注重文本的复古，“要找回著作者刘向的作品原貌”；而曾巩更热衷于以“女教化俗”。[78]而在笔者看来，王回对《列女传》的热衷不仅出于复古。当王安石嘲笑说：“子政述诸狂女而成书证其君，迂哉！其所学也。子何区区喜治之耶？”王回在序中答曰：“余以谓先王之俗既熄，学士大夫诵诗书，修仁义，进取当路之功，有卓荦显赫若不可攀者，试穷其迹，其不概于圣人多矣。然圣人之道亦未尝废狂狷也，况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恶者固足以垂家国之戒，狂者虽未中礼义而壹志于善行，成于房闼，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质而充其美，自家形国，则虽列于贤妃治臣，著之《诗》《书》可也。余是以闵其不幸，而与向之举于其君，固有直谅多闻之益也。窃明而存之以告后世，君子何尤焉？”[79]刘向所记列女，既有贞女节妇，更有见多识广的才女、言辞犀利的智者，即序中所谓狂狷之徒，这的确不符合宋代士大夫的礼教要求，而王回不仅觉得这样的女子应该收入史书，而且更“闵其不幸”，他声明并不希图像刘向那样对治国有益，而只是想传之后世。可见，在对“列女”的定义及女性史的作用上，王回与曾巩有本质的区别。
曾巩说：“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80]这一段有三层意思，首先说明刘向所作《列女传》本用于劝诫皇帝；其次说书中有许多可用于普通人家女教的内容，如单独提出的胎教一条，谓天下女子若皆以该书为纲，即可教化民风；而最后却将着眼点又回归士大夫本身，指出“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可见，他的本意是希望士大夫认真研读这本书，或者说他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单纯的女教书。
由于曾巩崇高的名声，其后《列女传》的各种版本都附载其序，他所提倡的第二层意思得到广泛传播。经过几代宋儒的提倡，《列女传》不再为宫廷女教所专用，而成为士大夫家庭女子的必读书。如上所述，经过朱子等的提倡，后在《小学》书中往往收入《列女传·胎教篇》，南宋的诫子书亦往往收此篇，这应该也是受到曾巩的影响。
在宋代士人所撰女性传记及墓志铭中，《列女传》被提到的频率仅次于《女诫》。晁补之作悼亡诗谓秦国夫人“酷好春秋学，亲书《列女》篇”[81]。李纲记陈襄的外甥女刘氏曰：“柔惠婉淑，尤为父母之所钟爱，女工之外，喜读书，能通其义，尝手书《列女传》，师慕往烈。银青嘉其志，为作诗以系之。”[82]杨万里曰：“夫人刘氏，邑之谷口人也。自其稚齿，靖恭明淑，父文蕴授《孝经》《内则》、刘向《列女传》，一读成诵，奇之曰：‘是不可以凡女子择对。’”[83]而在深受理学熏陶的君子之家，《列女传》亦成为其家妇女的必读书。如乾道五年（1169）进士赵善泽“左右图史、司马、程、张氏之书不去手，以刘向《列女传》等日使妹与其妻讽诵”[84]。在赐命妇封号之类的公文中，《列女传》亦几成妇女的行为标准。洪适为国夫人所撰制曰：“某氏仪容庄靓，德履肃雍，母训少成，循八篇《列女》之戒，壸彝交播，为四姓小侯之师。”[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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