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关注女教教材的重要性

上述几部书都不符合理学家女教的要求，流传不广便在所难免。那么宋代的女子教育，究竟和男子教育有所不同吗？如果说有所不同，又用些什么书呢？

司马光说：“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谦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读《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古之贤女无不观图史以自鉴，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经术，论议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31]仅从这一条史料看，在七岁之前，女孩子的教育和男孩子基本相同，所谓诵读《孝经》《论语》，应该不多加讲解，主要是识字教育。八岁以后，女孩子开始“不出中门”，九岁以后男女儿童的教育明显不同了。这样的安排是基于女孩子智力发育更晚或更不全的认识上，因此对男孩子的教育更早，内容也更深奥，而其中关于女孩教育用书及有关图史的论述值得注意。

从文章的表面看，司马光似乎主张女性和男性一样应该受教育，但实际上，他主张她们应接受和男性不同的教育。他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32]可见司马光注重的是女德教育。

根据其他史料，特别在北宋士大夫家，的确有一批仕女受到和男人几乎一样的教育，特别是女孩幼时，往往和男童一样读《论语》《孝经》等。《宋史·列女传》载：“荣氏，薿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读《论语》《孝经》，能通大义，事父母孝。”^[33]南宋刘宰记项氏曰：“孺人讳某字某，禀姿淑慧，女工不待教而能，六岁从句读，师授《内则》《女诫》《列女传》及韩柳欧苏诸诗文，历耳辄成诵。稍成，深居无事，取司马公《资治通鉴》阅之，世治忽人贤不肖，必要其归，故其阅理明，持身谨。”^[34]作者对项氏读史作诗似并无贬意，但女孩与男孩受同样教育有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诗文的写作，那么是否教女孩文学与艺术呢？

真德秀在抄引上述司马光关于女子教育的高论之后，又引道：“伊川程先生曰：‘先夫人侯氏七八岁时诵古诗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烛。自是日暮则不复出房阁。既长，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则深以为非。’安定胡先生曰：‘郑卫之音导淫，以教女子，非所宜也。’”^[35]可见，理学家对女子教育中的学诗学艺大多持反对意见，而力主所谓女德教育，由此亦可知司马光为何主张女孩教育至九岁以上必须和男孩不同了。这一说法似亦被大多数士大夫接受，陆游记载：孙氏“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义（其父）奇之，乃手书古列女事数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诵服不废”^[36]。在陆游笔下，孙氏为典型的女道学家，大义凛然地拒绝李清照的教学，而士大夫颂此薄彼的倾向亦昭然若揭。

司马光设想，女孩到九岁以上，必须加入专用的女教教材，它们主要是《内则》、刘向《列女传》和《女诫》。在其《家范》中，他大量引用了《女诫》的原文，然后加以引申。如“汉明德马皇后自为衣袿，手皆瘃裂。皇后犹尔，况他人乎？曹大家《女诫》曰：‘晩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勿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勤也。’若此可谓能勤劳矣”。“曹大家《女诫》曰：‘舅姑之意岂可失哉！’‘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命；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37]加单引号者皆是《女诫》原文，司马光自己的发挥之处极少，真可谓“述而不作”了。

司马光的主张得到士大夫的支持与积极推行。曾巩曰：“昔先王之教，非独行于士大夫也，盖亦有妇教焉。故女子必有师傅，言动必以《礼》；养其德必以《乐》；歌其行，劝其志，与夫使之可以托微而见意，必以《诗》。此非学不能，故教成于内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女有图史，传于师氏。其劝以乐，其康以礼。能此非他，繇学而已。王政之兴，盖自此始。”^[38]“昔先王之治，必本之家，达于天下，而女子言动，有史以昭劝戒。后世以古为迂，为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奖成，其事实亦罕发闻于后，其苟如此，其衰微所以益甚。”^[39]曾巩所提倡的女教，明显是用古已有之的教材，教以复古的礼节，因此，他才会花大力气去做整理《列女传》的工作。

朱熹十分注重推广现有的女教书籍，其中包括司马光的《家范》。学生问：“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40]又朱子在信中说：“闻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尝手书《列女传》数条以遗其家人，此殆有先识者。然其所以拳拳于此，亦岂有他，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41]在印制儿童启蒙书时，朱子亦力倡印些女教书籍。朱子曰：“前日所禀《弟子职》《温公杂仪》谨纳上，字已不少，似可便刊。《女诫》本传中有一序，恐可并刊。此印行纸内上数幅，字数疏密，须令作一样写乃佳。仍乞早赐台旨，当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当以《弟子职》《女诫》各为一帙，而皆以《杂仪》附其后，盖男女之教虽殊，此则当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辅成世教之一事也。”^[42]“《弟子职》《女戒》本各为册，而皆以《杂仪》附之（令人家小儿女各取一本，读诵为便也）。今此册为印者所并，又缺《杂仪》一本，不容复改。然此无多字，致远更能锓版流行，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见伯恭说欲删修一两处，忘记问之，不知向来曾说及否？吕氏二书似亦可刻并广之也。”^[43]则在朱子看来，《温公杂仪》是男女童都要学的，而《女诫》则专授女童。印成之后，朱子又四处赠人并加以宣传：“《弟子职》《女戒》二书，以《温公家仪》系之，尤溪欲刻未及，而漕司取去，今已成书。纳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旧，今本已尽，所存只此矣。如可付书肆摹刻，以广其传，亦深有补于世教，或更得数语题其后，尤幸也。”^[44](www.xing528.com)

上述张时举所编书并非新纂，其实就是一部蒙学合编，《直斋》载：“《弟子职》等五书一卷。漳州教授张时举以《管子·弟子职》篇，班氏《女诫》，吕氏《乡约》、《乡礼》，司马氏《居家杂仪》合为一编。”^[45]据清人记载，清内廷藏有明影宋钞本：“此书字法欧体，工整清劲，影钞能得其神，洵为佳本。”^[46]一本蒙学书刻印俱佳，可知当时有多么重视启蒙教育。

将女教书收入合刊的尚见于他书。陈振孙曰：“十书类编三卷。不知何人所集。十书者，《管子·弟子职》、曹昭《女诫》、韩氏《家祭式》、司马温公《居家杂礼》、吕氏《乡礼》、范氏《义庄规》、高氏《送终礼》、高登《修学门庭》、朱氏《重定乡约》《社仓约束》也。虽不专为礼，而礼居多，故附之于此。”^[47]这未必是一部启蒙书，但应是民间常用的居家杂仪类书。这两部书的编法与朱子所提倡者类似。

其实，对于现有女教用书，朱熹是相当不满的，曾打算重编女性专用的教材。他在信中说：“向读《女戒》，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伯恭亦尝病之，间尝欲别集古语，如《小学》之状，为数篇，其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勤谨，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班氏书可取者亦删取之。如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谓宜其家人，宽惠谓逮下无疾妒，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检阅，幸更为详此目有无漏落，有即补之，而辑成一书，亦一事也。向见所编《家训》，其中似已该备，只就彼采择，更益以经史子集中事，以经为先，不必太多，精择而审取之尤佳也。”^[48]《鹤林玉露》亦曰：“朱文公尝病《女戒》鄙浅，欲别集古语成一书，立篇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且言，如杜诗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静，他皆仿此。尝以书属静春先生刘子澄纂辑，迄不能成，公盖欲以配《小学》书也。”^[49]可见，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女教书并未完成。

其他理学家亦对《女诫》的印行表示关心，如吕祖谦在信中说：“《弟子职》《女戒》《温公居家仪》甚有补于世教，往在严陵刊《阃范》，亦是此意，但不若此书之径直。所惠两秩皆《弟子职》，而《女戒》都未之领，不知亦有删削否？”^[50]张载的女儿十八娘张盈嫁至吕家，他亲为女儿撰写《女戒》九章，并逐句解释，今仅存部分。^[51]张载本是为自家爱女所作，后传出为士大夫所好，为多种书籍转载，当时的启蒙教材今天已大部散失，仅存的宋刘清之编《戒子通录》及元胡炳文编《纯正蒙求》皆收入。

也许正因为男女儿童在早期教育时有共同的教材，唐代士人便开始尝试让男童也读些女教类书，如唐中宗时县令李恕，“以崔氏《女仪》戒不及男，《颜氏家训》训遗于女，遂著《戒子拾遗》十八篇，兼教男女，令新妇子孙人写一通，用为鉴戒云”。“《女诫》《女仪》，儿女等各写一通，咸将自警。女兼辅佐君子，儿亦劝奖室家，中外相承，夫妻并立，终朝三省，每月一寻，实获我心，念无违也”。^[52]

朱子在编男童用的儿童教材时，亦曾有意识地收入一些原女教书的内容：“按朱子《小学》之书先载胎教之法，而后以此章（《内则》）继之。《列女传》曰：‘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此言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也。合《列女传》与《内则》二篇观之，则始终之教略备矣。”^[53]朱子亦曾对学生谈道：“天命，非所以教小儿，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每尝疑《曲礼》‘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等叶韵处，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列女传·孟母》又添两句曰：‘将入门，问孰存。’”^[54]因此，宋刘清之编《戒子通录》亦在卷一引《列女传·胎教》。

清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宋《家山图书》，该书图文并茂，画出礼仪位置、服饰、姿势等，其中便包括女子的部分，还有《子妇尝药图》《妇事舅姑之图》等人物图，明显是男女童共用的教材。《四库全书总目》曰：“《永乐大典》题为朱子所作，今考书中引用诸说有《文公家礼》，且有朱子之称，则非朱子手定明矣。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家山图书》，晦庵私淑弟子之文。’盖逸书也。……盖朱子《小学》一书，详于义理，而此则详于名物度数之间，二书相辅而行，本末互资，内外兼贯，均于蒙养之学深有所裨，有不容以偏废者焉。”这一方面说明朱子编男女共享教材的普遍；另一方面，亦说明宋代出版业已有能力提供图文并茂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