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宋代女教教材及相关图像

程　郁

宋代士大夫很为本朝的女教自豪，《东都事略》在《后妃传》前谓：“自昭宪以降，正始之道相守如一，皆以遵承祖宗家法为先，是虽贤德懿范有所从始，然亦列圣修身正心齐家之本有以极其挚如此。”^[1]教女子温良恭俭让，教妇人从一而终，是中国古代女教亘古不变的主题，宋代的女教未必创造出新的内容，但教育的效果却的确比前代成功得多。与唐宫相比，宋代的后妃既无武后之强，亦未闻帷薄不修之讥，不仅宫中如此，士大夫家中的大家闺秀及庶民之小家碧玉，风格亦与前代迥异，这就让人有些好奇，不免试图探究其后的背景。

本文参考的先行研究成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史学界有关的论著。中国台湾学者刘静贞《宋本〈列女传〉的编校及其时代——文本、知识、性别》（见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2—45页），用古典文献的方法详考《列女传》在宋代被改编的历史，文末曰：“在这一连串的讨论中，和文本书写对象关系最密切的女性几乎完全失去了踪迹。她们原本不曾被设定为读者，但却是需要被教化的对象，《列女传》的知识体系究竟如何进入女性的生活之中，从而由天子或君子应读之书成为女教的经典，应是未来有待澄清的另一历史面相。”^[2]这也正是笔者想追究的一面，但我感兴趣的并不止《列女传》一书，也不仅限于女教的文本。(www.xing528.com)

刘燕飞《宋若莘姐妹与〈女论语〉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与郭丽《唐代女教书〈女论语〉相关问题考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论及《女论语》的传播史，跳过了宋代，直接从明末论起，引起笔者的兴趣。付婷《唐宋变革期的列女认知变迁——以两〈唐书·列女传〉为中心》（《唐史论丛》2014年第2期），详细比对新旧《唐书·列女传》的书法之后，认为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对于女子的贞节越加重视，但作者将“宋代的闺媛才女在文化素养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作为宋人重贞操而轻才学的原因，却令笔者难以苟同。孙顺华《唐宋以后女教读物的普及化及原因探析》（《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关于女教读物的普及从语言及配图着眼等论述皆别具慧眼。

从事妇女史研究已不能忽视图像史料及其研究成果。朱锡禄编著《武氏祠汉画像石中的故事》（山东美术出版社，1996年），收入许多《列女传》图和孝子故事图，使笔者不到现场亦能仔细观察这些图像。日本学者黑田彰《〈列女传〉图概论》（隽雪艳、龚岚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在详细对比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及相传为顾恺之摹本等同幅画的构图之后，作者猜想：历史上存在一个从汉代传下的《列女传》图系谱，即刘向→汉代的《列女传》图→顾恺之。何前《〈女孝经图〉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是一篇罕见的精彩硕士论文，作者从文图相配到该图的流传都作了详细的梳理，令笔者得益非浅。孟久丽（Julia K．Murray）所著《教导女性的艺术——〈女孝经图卷〉》的译文也附于该篇论文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