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一生的关键是什么

程　郁

终于，我的职业生涯走到终点，回顾自己的经历，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该从何说起。

师弟张剑光所长执意要为我举办退休纪念活动，还要出版一本全所同仁都参与的纪念文集，感激之余，其实也很惶惑，因为在人才辈出的古籍所里，总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更不够出色，配不上如此殊荣。此言并非客气套话，而是真的感到羞愧。

领导们要求讲讲学术经历，然而这本是最令我自卑的话题。如今本所不乏出自名校名门的“少年进士”，而我的大学学历应该是最低的：广西玉林师范学校大专班。

今年正逢恢复高考四十周年。前日戴建国、徐时仪都在为1977年高考感叹，徐君还晒出一张附有帅气照片的高考准考证。然而，高考的纪念物我都没有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1977年高考是转变人生命运的时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这段经历都刻骨铭心。

在我记忆的深处有两个画面，其场景都是林场的高坡。这一年，我到玉林县某林场插队满三年了，还担任着“赤脚医生”。10月21日早晨，和往常一样，我给人打好针才出工，一个人扛着铁铲走到场部后门外的高坡，正是北京时间9点，附近村庄的高音喇叭传来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宣布恢复高考。我兴奋极了，把铁铲扔下高坡，预感到终于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恢复高考后，年轻人的读书欲望在这时喷发出来。1977年高考非常特殊，从宣布到开考仅一个多月，所以在冬天开考，谁也没有时间复习，这才是真正的“裸考”。而且特许“老三届”的初高中生应考，因此考生众多，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高考，考生年龄往往相差十岁以上。我们兄妹也在同一年参加高考。教育部门也没有准备，从改卷、登分直到录取都乱哄哄的，而且不对考生公布分数。我父亲也参加了高考的外围工作，通过同事打听到我们的分数，消息不错，文科生高考常以数学得天下，而我的数学卷得分98（满分100），便拉高了总分，与“老三届”比年龄又相对较小，所以当时排在本县待录取名单的最高端，哥哥也列在前半段。父亲的同事说：“你快回去洗被子蚊帐吧，两个都要出远门读书了。”

我回到林场，每天都喜滋滋的，想象着自己能踏入哪一座美丽的大学校园。然而，我的录取通知书一直都没等到。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林场门前的高坡上劳作，那个熟识的邮递员从坡下经过，抬头大叫：“程郁，你的通知书来了！”我一溜烟冲下高坡，从他手里抢下通知书，看到信封就愣住了，下署“玉林师范学校”，这时还自我安慰：“玉林地区的招生办就在玉师，也许所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用这种信封寄出吧。”拆开一看，简直五雷轰顶，我被“玉林师范学校大专班”录取了。当时玉师还是中专，所谓“大专班”还是“戴帽子”的，这是我填的第七志愿，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其下都是广西区内的大学，居然……

一个看似煮熟的鸭子就这么扑楞楞地飞走了，当然，这还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当时，我的户口还在林场，进入玉师是唯一的回城机会，何况，经过“文革”漫长的等待，所有人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次高考，我只能选择到玉师报到。1978年春，按照入学通知书的要求，我带上一把在林场用过的铁铲去报到。这张不同凡响的通知书令人有中学之感，当时玉林每个中学都有学校农场，学生时常在农场耕作。玉师的第一个学期，果然常去农场劳动。

77级入学一个月后，各大学又突然扩招，本科主要招走读生，原本未被录取的哥哥这时进入广西大学。不久，“文革”中被下放的父母也回南宁到出版社工作了。原来，高考结束后，父亲非常愤怒，曾给全国高招办写信申诉，这封信被转至广西招生办，区招生办约父亲到南宁商谈，说女儿既然录取，就不要追究了，77级即将开始扩招，我们会优先录取你儿子的。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父亲去世后，翻看他的日记我才知道，这已是三十六年之后了。

77级的扩招是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实施的，一特别匆忙，二主要在大专实行，全国共扩招6．3万人，就有4万置于大专，因此各地匆忙复办师专。玉师亦从三个班一下扩至十几个班，我们时而会在临时棚子下上课，学生的食宿条件也更为恶劣，许多地方甚至不如深山中的林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个女生厕所，每天晚上女生都要排着长队等厕位。时光流逝四十年，这个时期的艰苦仍会出现在梦中。

9月，77级进入第二学期，同时78级开始入学，两届仅仅相隔半年。一天，在林场结交的好友把我叫出教室，说她终于考上，即将到桂林的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读书了。南国的骄阳正盛，我们躲在破旧教室前一棵刚种的小树下交谈。她非常了解我的高考经历，更理解我的心情，看看我的脸，又努力掩住自己的笑容，因此显得颇为尴尬。我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我知道，当时一定比她还尴尬。

可想而知，无名怨愤无处可发，玉师便变得更为“可恨”了。这段时间，上课时我常常心不在焉。终于，黄兆平老师发现了我不在状态。我坐在第一排，课间休息时他走过来询问。他曾是玉林高中的教导主任，面对这种能一眼看穿学生心理的老教师，你几乎无法搪塞，我只能说实话。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如果你今天为生活条件心烦，明天为别人的成功而嫉妒，三年很快就会过去。”一语点醒梦中人，的确，文科非常好混，抱怨三年可能一无所获。

在我，高考的结果当然是失败，这一失败令人如此不甘，所以，一入玉师便决心考研。这时听说研究生考试已设置外语一门，而且全国统考。建校伊始的玉师却并未开设外语课。上海的舅舅寄来一套日语广播讲座的教材，从此，我开始自学日语。日语教材附有一张唱片，听说陈家经老师家里有唱机，我求他让我听听，但也只听了一次，总算听完五十音图，终因不想太麻烦老师，此后再也不去听了。因此，到上海以前，我学的日语是真正的聋哑日语，不仅不会说，而且连问候语也听不懂。所幸研究生的外语考试并不考听力，故能拿到卷面分的70%—80%，以后应付各类日语考试也从未失手，全凭那时打下的基础。所以，后来听年轻人说学外语要什么什么条件，总是非常不解。

二年级的暑假，我第一次去桂林。那时广西师大还在明王城中，在我眼中美极了，浓绿的桂花树掩映着红色的建筑，桂花树高大得令人惊讶，伸开臂膀也抱不住它的主干。清代这里曾是广西的贡院，走出校门便是石砌的城门，上书四个大字“三元及第”，我看到特别高兴。父亲介绍我去找一位广西师大的教授，他曾是日本留学生，想请他教教我日文。教授并没给我什么指点，只是塞给我一叠日文原稿，记得是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要求我把它翻出来。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想表现好一点，于是美丽的漓江也不想看了，每天借了好友的学生证到图书馆翻日文辞典，就坐在阅览室里苦译。盛夏的桂林非常热，只有一个吊扇在头上懒洋洋地呜呜转，整个阅览室只有我一个人在用功。终于，我的用功引起了管理员的注意，几天后她才想起打开学生证看看，然后轻轻走到我身边，和颜悦色地说：“同学，这不是你的证件。”我只好承认，并求她让我再看两天，她很坚决地拒绝了。我故作轻松地走出去，然而，一出阅览室，眼泪就掉了下来。

玉师毕业后第一次考研，惦记着美丽的王城，便报考广西师大。冬天，为复试又走进那熟悉的王城，才发现历史系的门前有一尊古炮筒。初试时我考了总分第一名，也许我的师专学历让老师们困惑，所以得到加试外语与古文的特别待遇，试题并不难，只是让我标点《三国志》中的《张飞传》，日语也仅仅是书面翻译。然而，六名考生复试，仅淘汰我一人，“三元及第”的好兆并没有应验。得到复试通知时，任教的中学轰动了，当然，铩羽而归时也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嘲笑。

煮熟的鸭子又一次嘎嘎叫着飞走了。

1982年考入程应镠先生门下，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这时，却毫无征兆。后来一位78级历史系的学长告诉我，当时他们蛮生气的，这么多人考，怎么录取一个广西来的小姑娘？所以许多人猜想我是程先生家的亲戚，直到去年程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还有学生这样问。我倒是希望与程门沾亲带故，然而可惜真不是。实际上，选择相当偶然，而且考完通史一门几乎没信心再考下去了，因为程先生出的“百分卷”太可怕了，感觉非常不好。实际上，大家都怕这张试卷，也许还是快速记忆救了自己。任中学历史教师一年半，我从初一教到高复班，要求学生备考，自然也对历史时间与人物非常熟悉。其次作文幸而入程先生法眼，这才混入研究生的大门。

夏天，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听说玉师的黄老师已罹患肝癌，正在南宁治病。我赶去看他，感慨地说起那天课间他说的话，他却早已忘却。多年之后，我自己为师，方知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都是无意的，为善不近名，才是真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当时程先生在历史系与古籍所两边招生，我隶属于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方向。第一次见到程先生，先生大病初愈，老是不停地喝茶，记得他开口就问：“读过什么书啊？”以后每次去听课或交作业，仍是问：“最近读了什么书呢？”那时他常常指着虞云国学长和范荧学长对我说：“你古文献的基础不如他们，一定得比同学更努力才行。”研一整整一年都是读书，做校勘类作业，读研之前从未做过这类作业，只得下苦功，暑假也没回家。盛暑时最后完成，到先生家交作业，程先生仔细看后，显得很高兴，拿出一根黄瓜说：“你带回去一边走一边啃吧。”我有点儿窘，不知怎么应对，好在师母在旁解了围，说：“人家大姑娘家，怎么能一边走一边啃黄瓜呢？就在这儿吃好了。”做学问的基础皆在攻读硕士时养成，因此，多年后，在日本完成论文时，在复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都会不由自主想要感谢程先生的教诲，往往事后才发觉自己的唐突。

程先生弟子众多，身体又不好，我平时主要跟随董家骏先生学习，去得多了，与董先生说话会更随便一些。研二时董先生身体不太好了，还带我们外出考察，和学生一样走路挤车。做毕业论文时向董先生请教更勤，从布局谋篇到史料运用，都得到先生悉心指导。先生逝世后，师母把他的备课笔记和资料卡片都交给我了。前日搬家，翻出这些笔记，仍手迹如新，不禁使人感慨万千。(www.xing528.com)

同门的师兄弟都很优秀，李昌宪学长读研前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论文；范荧学长早在历史系教授古文；虞云国学长讲起宋代的人物制度如数家珍；施惠康的反应比我快多了；后两年入学的几位也很厉害，朱易安随口就能作诗；戴建国不动声色一头钻入法律档案……我似乎只有敬仰的份，感觉压力山大，自知基础不好又生性愚钝，只能格外努力。所以，1985年能够留校，在我也很意外。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最难考的常青藤大学之一，每年有数万学子在其门前败归，其招生官理查德·H．肖在写给被拒考生的信中说：“真正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并不是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而是你在哪里学到了什么，以及你与他人的与众不同之处。”“文革”时我在乡村上初中，糟糕的教学秩序使我养成自学的习惯；而在玉师的经历，使我学会如何面对失败。

去年，研究生复试时，一位考生从北师大调剂而来，言辞间颇有悻悻之情。我忍不住说：“你不妨像某人那样，做不成北师大的学生，却去做北师大的老师！”师弟俞钢院长以为我在教训他，其实，我仅在激励，只是不知他是否听懂。今年，给14级文献专业学生上古代要籍解题，我以为是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课了，第一次讲起自己的经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有自信讲出这些。他们的起点当然远胜于我，然而，必须承认，在强校如林的上海，上师大仍算不上一流大学，学子也会时有失败感。他们正值三年级，我希望他们不要妄自菲薄，要能抓住眼前的机会。

留校以后十年间，大学的管理比现在宽松，所以读了很多书。但那十年也是教师最苦的时代，本科生毕业都不愿当老师。当时有所谓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的说法，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所卖过苹果、卖过大米，一些人下海，一些人出国，一去不返。1989年我曾有机会公派去日本，却突被停止，十年后我才知道原因。更糟糕的是，似乎古籍所很快就会被撤销，风传以后将自谋生路。所以我努力学习日语口语，希望以后凭此技能“混饭”吃。就在那时参加了自学考试，考出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的文凭。当然，那张文凭始终没什么用，只是让自己的外语摆脱了聋哑状态。

戴建国曾在电梯里教训我说：“哎呀！你怎么搞的，小师弟都跑到你前面去了，你怎么不着急？”我明白，他指的是师兄弟们都评到正高了，而我一直姗姗而行。

所以，关于做学问我并没有什么经验，而大多是教训。80年代写一本书可以评上副高，父亲曾叫其学生来找我约稿，却被我一口拒绝；那时也可以利用他的关系发表一些文章，但我不仅放弃，甚至还会反唇相讥。如曾国藩所说：“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反省自己，那时确实太骄傲了。年轻时应利用所有的资源完成第一次冲刺，这是我的第一个教训。

最初做学问当然以宋史为主，其间曾任朱瑞熙先生的助教，得到许多教诲与提携，尤其在合撰《宋史研究一百年》时，被迫翻阅大量宋史论文，因此对宋史研究的整体方向开始有更多的了解。这期间，对自己硕士论文的选题并不满意，又未选定其他主攻方向坚持做下去，论文的主题变了几次，写过史学史的，也写过经济类的，结果当然不好。如陈昌来老师所说，挖很多坑，尽管每个坑可能都挖得很圆，也仍然不如挖一口井。应在年轻时选定一个有发展潜力的题目长期做下去，形成规模，这是我的第二个教训。

1998年我获得去日本进修的机会，挂在昭和女子大学女性文化研究所。最初我并不想写论文，只想好好观察这个国度。指导教官伊藤セツ先生颇有微词，一句话激起我的斗志，于是痛下决心，就要闯入她所熟悉的领域，从此学习社会性别理论，开始了妇女史最初的探索。因东洋文库山根幸夫先生的介绍，每个月都参加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的例会，并与末次玲子、前山加奈子等一批学者结下近二十年的友谊。选定民国的蓄妾为题却多少有些偶然，提交开题报告时，伊藤先生原拟写两万日文字符的论文，而我坚持改为一万，因为用外文写作实在缺乏信心。开弓没有回头箭，许诺只能做下去。伊藤先生老说日本秉承德国的学术传统，总在强调严谨，但我觉得和当年程先生等所强调的是一回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为节省时间和交通费，每个星期我只去一次图书馆。凭山根先生的担保，在东洋文库阅览一整天后，借五本民国书籍回来，晚上再到国会图书馆的法律研究室查资料。论文得到伊藤先生的逐句修改，要求我完成几页便交给她，一开始每周只写出三页左右，以后逐渐加快，稿纸在先生处积压起来，最后定稿六万字。论文先在研究所接受答辩，后在女性史研究会作报告，引起一番争议。导师评语说我有惊人的集中力，其实我知道自己憋了一口气，这段日子非常充实，不仅使自己的日文大大提高，东洋学术界深入骨髓的认真更使我获益匪浅。前日一年轻学者问起出国的体会，我的回答是：一参加学术团体的活动，二用外文写一篇论文。

回国便迎来了新世纪，这时学院鼓励教师读博。去复旦读博已年近45，这也令我难为情，所以从不参加任何学生活动。以清至民国的蓄妾为题，既偶然亦无奈，如某西方哲人所言：“生活并不是我们选择的，不过是活过来的。”毕业时不好意思去参加典礼，当然也没拍穿博士服的照片。以后相继获得复旦优秀博士论文奖和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去领奖时，研究生院的老师说：你发表论文为什么不署复旦大学博士生？署了才有机会报全国百篇，云云。他不明白，我这种“老进士”实在抬不起头。

其间，就贤妻良母等近现代女性史的其他课题作过一些探索，得到小野和子教授的推荐，先后到东京、京都作公开讲演。因投稿至台湾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与“中研院”的游鉴明老师结下友谊。论文集中在妇女史方面，所指导的研究生论文也几乎都是这个方面的，研究的“井”口似乎在形成。然而，2007年的一场大病，使所有的研究与教学戛然而止，到这时才痛感，做学问是终生的长跑，熬夜是最不好的生活方式。千万善待自己的身体，这是我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教训。

大病初愈做过两年口述史，只是以为做口述史会比较轻松，然而真正做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从事宋代妇女史的研究，既是自己的愿望，也是柳田节子先生的期待。在东京一年，听说柳田先生身体不好，所以从未去找她，在研究会也未看到她的身影。1999年9月18日，最后一次参加研究会的活动，这一次我向该会提交了论文，引发激烈争论。这时，我才发现座间多了一位相当瘦削的老太太，不怎么说话，只是笑吟吟地看着大家。原来她就是柳田先生。会后聚餐，柳田先生叫我坐到身边，给予许多鼓励，特别嘱咐我要认真研究宋代妇女史。她说，如今做妇女史多热衷于做精英妇女的历史，而对庶民妇女最缺乏研究。一席话于我如醍醐灌顶。2003年底到东京开会，再次参加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的例会，很意外地在会上又碰到了柳田先生，她说已经很久没参加例会了，只是听说我要来与会，特地赶过来的。柳田先生仍然鼓励我从事宋代妇女史的研究，但那几年我正忙于撰写博士论文，还根本没有一篇有关宋代妇女史研究的论文，实在愧对先生。柳田先生伸出一双手，手指弯弯曲曲的，不知年轻时生过什么病就变成这样了，她笑嘻嘻说，我不能像你们这样飞快地打字，只能一个键一个键地打，就像小鸡啄米。这一年，先生已82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我们乘同一部电车回去，一坐下她就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睡着了，看着她蹒跚的身影，心中感动不已。不久，收到柳田先生惠赠的大作《宋代庶民の女だち》（汲古书院，2003年），我得到很大启发，写了书评，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这时，柳田先生已极其衰弱了，大部分时间都卧于病榻，我却收到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密密麻麻写了千字以上，一如既往地鼓励我从事宋代妇女史的研究。不久，就听到先生离世的噩耗……

尽管只见过柳田先生两面，也只通过几封信，但先生的影响于我却是巨大的。先生不轻易臧否人物的谦谦君子之风、慎密考证的扎实学风，都令后生心向往之；尽管生性愚钝出手不快，但如鲁迅《藤野先生》所言，每当想偷懒的时候，就会想起先生温和的目光，不得不继续努力下去。所以，指导研究生定题，往往引导她们选择宋代妇女史的论题，自己开始撰写有关宋代蓄妾的论文。早在给本科生讲授海外汉学时，我便注意到图像史料。后来指导研究生谢江珊利用图像史料研究宋代妇女史，正因为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准备用柳田先生的生前遗赠出版《图像与社会性别》一书。近几年参加“全宋笔记”项目，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宋代妇女史的论文，尽管目前大部分文章尚未发表，但自己的观点逐渐形成。有这些积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得以立项。然而，下达之日我已经退休。

古典文献专业是本所的骄傲，早期学生很少，四年或三年才招一次，年轻教师很少有上课机会。人文学院成立后，才规定人人都得承担教学任务。尽管大学一直重科研而轻教学，备课又耗费不少精力，而我仍然喜欢上课。前年学校开始要求进行教学改革，我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其中一种是让学生分组搜集资料，令其自定题目，每次选最有新意的两组上台发表。效果相当不错，一是学生表现出惊人的创新能力，有的选题甚至可以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二是读书更主动，教师讲得再多，一个学期也只能讲30本书，而某组一次作业就引用17种书。人常说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只喜欢青年，其实，史学也是这样，那些仅见于青春的思想火花时时闪烁，关键在于是否发现。其实，教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并不只对学子有利。

当职业生涯结束之时，深感要感谢的人太多，必然挂一漏万。首先感谢各位同事的救命之恩。2008年初，正准备参加本所的春节聚餐，却突遇车祸。若不是戴建国、朱易安、张剑光、储玲玲等出手相救，也许次日报上也就寥寥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上海桂林路发生惨祸……”

其次，感谢本所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学校第一、二个博士点是张斌老师和孙逊老师申请到的，其实，本所最早具有申报博士点的实力。近二十年，我们所没有派系斗争，一个个大项目搞起来，大家的心情更为舒畅。各位同事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实感激不尽。

再次，感谢特别卖力的本所同仁。各位师兄弟自不必说，总是如此努力，徐时仪与汤勤福老师也常在领跑，近年来钟翀、刘光胜等年轻人的超越，更让我不敢偷懒，虽然慢，总算跟着你们跑下来了。如果说此生偶尔会有好运的话，那么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大幸运就是能与诸位同仁共事，非常荣幸！

人文学院强，小民如我自然沾光。非常感谢前任院长孙逊老师、苏智良老师及现任院长陈恒老师的关心，学院里其他同事，如院办的叶芳和任容老师、肖秀琳老师等，资料中心的张丽等，平时更多有麻烦，其他亦不暇一一列举了。

最后，感谢曾经的学生。退休座谈会上许多同学特意赶来，让我觉得比获得教学大奖还光荣，非常感动。谨以从教三十年时所写短文中的一段为结束：“2007年一场大病，只想躲起来谁都不见。已毕业的研究生来电话说要来看我，便以各种理由推辞。那天，医生查完房，所有的人都懒得开口，窗帘隔断外面的世界，病房里一片昏暗。这时，几个二十来岁的女生闯了进来，我惊讶极了，问：‘你们怎么找来的？’小凤得意地说：‘嗨，那有什么难的？’所有的病人都坐了起来，看着这群吵吵闹闹的女孩，整个世界似乎都有了生气，好似一缕阳光蹦了进来。过了两年，第一次到奉贤去上课，开阔的大草坪上那座像积木搭成的四教，让人有几分感动；而那些匆匆走过的年轻男女，每一个都那么漂亮，似乎是他们带来的青春，染绿了湖边的柳枝。这时，我才真正从大病的阴影中走出。”

此生能一直与你们的青春相伴，一届又一届，常绿常新，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