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治国之道的结语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概括了《管子》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与治国之道的互动。我们清晰地看到先秦诸子在对治理之道的探讨中，善于把关注个人生命存在状态的思维提升到治国理政的层面去论证、应用。

祭祀，虽产生于祖先崇拜，但在《管子》中逐渐褪去了原始宗教的色彩，而更多被赋予人文教化的色彩。《管子·牧民》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通过祭祀来训导、教化百姓，点出了祭祀的鲜明政治目的，接着《管子·牧民》说：“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祭祀的人文意义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儒生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这或许是对《管子》这段话的总结吧。值得一提的是，《管子》中的祭祀对象不仅包括宗法制度下的“祖旧”“宗庙”，尚包括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管子·侈靡》说：“开其国门者，玩之以善言，奈其斝。辱知神次者，操牺牲与其珪璧，以执其斝。”对为国捐躯之人要专设公墓，祭祀他们要极尽虔诚，要操牺牲、珪璧，尚要有祝嘏。这可能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公祭仪式。如此，既安慰了亡灵，更激励活着的人为国奉献，这是充满人文气质的。

“和生”理论。张立文说：“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15]《管子》中的“和乃生”思想应该是对《国语·郑语》史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子》在治国中追求“和”，提出和谐治国要综合天、地、人三个层面，这是先秦“和生”理论在治国层面的新发展。

关注生命的存在状态，是人文精神的内核。《管子·戒》载管仲说：“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而政治家看到了人的可贵，认为人的因素是政治兴亡的关键，故而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从事关霸业的高度去关注人、关心人，就是传统政治中的“仁政”基因。《管子·五辅》说：“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蓻，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赈罢露，资乏绝，此谓赈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这六条德政，条条关注民生，饱含了《管子》治国之道的人文情愫。《管子》实现了从“人文”到“仁术”的转换，这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具有深远影响，后世儒学“仁政”思维也当源于此。

【注释】

[1]〔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2～63页。

[2]刘蔚华：《论仁学的源流（上）》，载《齐鲁学刊》1982年第1期。

[3]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4]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4页。

[5]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页。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www.xing528.com)

[7]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马非百撰：《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3页。

[9]崔兰海：《中国生命哲学探源：〈管子〉生命本源论》，载《管子学刊》2017年第1期。

[10]李存山：《〈内业〉等四篇的精气思想探微》，载《管子学刊》1989年第2期。

[11]乐爱国：《〈管子〉的精气说辨正》，载《管子学刊》1996年第1期。

[12]“天下之配”当作“天地之配”，郭沫若：《管子集校》，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13]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4]张立文提出，“和合”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并创立了“和合学”理论体系，不过张立文的“和合学”着眼于和合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本文聚焦于《管子》的“和谐”治国举措。张立文：《和合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立文：《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载《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

[15]张立文：《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载《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