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乃生”是《管子》中的重要养生理论，《管子·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和”，是生命存在的前提，也是长寿的重要条件。这里的“和”，应是天地精气相互交融的一种理想的平和、适中状态，类似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中的“和”。“和”在这里被赋予带有某种本体论意义的存在，本质乃“气”。由此，“养生”实质上就转化为“养气”，这成为后期中国养生学的主体思想。
《管子·内业》把人的这种“平正”、中和状态，理解为人性的应然，而打破应然的中和状态的是外在的干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管子·内业》）。这里提出“反其性”的命题，陈鼓应说：稷下道家不仅提出了内静外敬的修养功夫，还提出了诗、乐、礼的文化熏陶，这是老庄中所忽略的。[13]从这点论，《管子》“和乃生”的养生理论综合了儒家的人伦教化和道家的天道自然。《管子·内业》主张，在静、敬中恢复“平正”，“内静外敬”就成为养生方法。“虚静”乃《管子》中道的特征，《管子·心术上》：“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天地之道乃虚、静，它们是天地无过的内因，而《管子·内业》中的养生之道要求“反其性”，回归道静，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养生方法就是“体道”或者“与道合体”。《管子·内业》中提出“和乃生”“反其性”的养生话题与《管子》治国之道中追求“和谐”是互通的。
《管子·幼官》：“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蓄民以道，养民以德，实现和合[14]，天下无人能伤。这里强调了国家的强大、社会的和谐通过尊道、德治就可以实现。《管子》的“和谐”治理理论并没有停留在抽象的逻辑论证上，而是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方针中，《管子·禁藏》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在这段论述中，《管子》强调它追求的“和谐”至少要落实到顺天时、约地宜、忠人和三个层面，或者说《管子》的治国之道综合了天、地、人三方面的“和谐”。
与“天”和谐，也就是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管子·形势》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泽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客观的“天”被赋予了“无形”“自然”这类抽象的哲学思辨意味，上升为治国应遵循真理性认知，“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自然”“无为”这类天道存在的状态，成为人道应学习、追求的理想境界。
与“地”和谐，是对与“天”和谐的延续，不过“天”“地”尽管属于同一层面的“外在”，两者在价值层面上仍有细微的不同。“天”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理想治理模式——天道；而“地”除了这层价值，还提供了一种属于“德”的范畴的“养育”意义。《管子·度地》说：“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地”是养育万物的，其德厚。朝廷要依据地的广幅、地形、贫瘠度等来因地制宜地制订政策，此为“约地宜”。《管子·乘马》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地”成为衡量、左右政治是否和谐的重要考量。(www.xing528.com)
“人和”是和谐治国理论的现实落脚点，在这一层面，《管子》形成了从家和、朝堂和、一国和到天下和的逻辑递进。“家和”的基础是夫妇，内容是孝悌，《管子·五辅》说：“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为了维系家庭和谐，《管子·小匡》规定：“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通过法令来维系“夫固妻贞”的夫妻伦理，这带有早期婚姻法的雏形。家庭和谐方能移善于国，《管子·小匡》说：“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管子》劝勉士人先从家善做起，认为家善方能里善，里善方能乡善。
“朝堂和”也就是君臣和，《管子·形势》说：“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君臣和”的前提在《管子》看来是君臣分治，《管子·君臣上》说：“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与臣道不同，君不干预具体事务，也就是官中之事。这一思路的哲学基石是“左操五音，右执五味”（《管子·宙合》），解文说：“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妄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君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君臣不同道，君道在出令，但君令不能妄行，要遵循法令；臣道在任力，生财以养育百姓。
“一国和”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民和”，即要实现政令畅通、万民和同。《管子·法禁》：“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举国“和同以听令”，这样的国家安如磐石。但要做到让民众听从政令，前提是政令要顺应民心，《管子·形势解》说：“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又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法合民心，方为善法，善法之推行如“符节之相得”。法令能为民兴利除害，百姓则乐于听从。
实现“天下和”是《管子》所追求的王霸理想。《管子·霸言》说：“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这里刻画了霸王“和同天下”的举措，即不仅要实现富国强兵，更要高举义旗，匡正天下。这也是对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伟业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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