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治国之道充满“仁”的思维，《管子·入国》提出了治国的“九惠之教”：“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管子·度地》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如果我们依照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来衡量，《管子》“九惠”“除害”之论，无疑是“仁”政的典型范例。《管子·幼官》：“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这里躬行仁德、道义、忠诚、信用，成为王道政治的前提。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子》“经言”云“仁”只是作为为政的重要“德”性之一，尚不具备孔子视野下的以仁为最高道德品质的地位，《管子》“礼义廉耻”四维论中也不包含“仁”。从这个层面说，《管子》中的“仁”应该属于孔子之前“作为礼制补充物问世”[2]的仁。我们探讨《管子》中以关爱民众“健康”为目的的施政措施，是对《管子》仁政思想的一次接触。
鬼神致病，在先秦为一通行观念，《管子·释名》释：“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与此相类，《管子》中有“五厉之说”，文曰：“昔尧之五吏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管子·轻重甲》）马伯英考证说：“至后世，‘五厉’就衍为‘五瘟神’。”[3]祭祀五厉，源于人们对鬼神致病的畏惧。《管子·侈靡》说：“神不可法，故事之。”意思是说鬼神福祸无常，故人敬祀之。陈邦贤说在病理学尚未发明前，一切疾病“都以为是鬼神作祟”[4]。《管子》中有关鬼神致病的记载，保留并延续了先民对待疾病的这类风俗。祭祀鬼神，以此博得鬼神的庇佑，就成为先民驱除疾病的首要选择。《管子·牧民》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黎翔凤说：“鬼神居幽，明之，所以尊之也。明之者，柴燎以祭。”[5]不但要做到“柴燎以祭”，尚要“修除神位，谨祷弊梗”（《管子·四时》），意思是说要构筑神位，虔诚的加以祈祷，以币祈福，以梗御灾。
通过祭拜鬼神来祈祷远离疾病是迷信行为，《管子》的高明之处在于其既延续了先民的风俗，又赋予其新的内涵，《管子·牧民》说：“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信），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把先民对鬼神、山川、宗庙、旧祖的拜祭与培养国民的礼义廉耻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其新的活力。通过祭祀培养百姓的诚信、重令、守礼、孝悌的品性；通过祭祀让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深入人心。《管子》的祭祀鬼神观念淡化了祭祀本身的迷信色彩，而更多着眼于祭祀的教化功用，这是国人祭祀观念的一大转折，徐复观谓：“祭祀到了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从宗教范畴进入到人文范畴。”[6]这一转变也可通过春秋时期的文献加以印证。《论语·八佾》记孔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显然这也不是探讨鬼神是否存在，而是看重祭神礼仪所承载的孝道人文教化。《左传》言“敬在养神”，养神就是“供奉鬼神”，而“养神”之关键在于“敬”。(www.xing528.com)
管仲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在鬼神问题上，他基本持怀疑态度，所谓：“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管子·权修》）这里非常明确地意识到笃信鬼神的危害，对巫术、占卜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管子》引出了轻鬼神重人事的知名论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权修》）在鬼神与人事间，《管子》鲜明的重人事思维闪烁着那个时代人本思想的光辉。把人用好了，就能达到举事如神的功效。而用好人，“神道设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就是《管子》否定“神”，但又重视“神”的治国之道，这一点与儒家的思路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说儒家的“神道设教”很可能受到管子治国之道的启迪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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