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人徒,立师说”与“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先生们的两大功能或者说是两大职责。“聚人徒,立师说”首先体现在“聚人徒”上,即召集、吸收弟子,扩充自身的学术队伍,这是古代师承关系的理想状态。《荀子·儒效》记载稷下先生宋钘、尹文“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田骈“徒百人”。孟子作为儒学大家,门徒众多,曾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盛况。著名稷下先生淳于髡去世时,为其服丧的“诸弟子”就有三千人,足见当时稷下学宫教学规模之庞大。
其次,“聚人徒”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为齐国培养和推荐贤能之才。稷下先生淳于髡就曾经于一天内向齐宣王推荐七名人才,《战国策·齐策三》中记述:
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黍梁父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
稷下学宫具有培养人才的职能,经稷下先生推荐,稷下学士大部分都充实到了齐国和列国的官僚队伍中,对战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www.xing528.com)
再次,“聚人徒”的另一表现是教授学生。讲学授徒是稷下先生日常的学术活动,来自列国的众多稷下学士同他们构成了教与学的双方。在稷下学宫中,稳定的教材保证了教学活动的有序性和持续性,如荀子的教学就以传授儒家六经为主,这些儒家经典通过这样有规模的教学活动得以流传。稷下学宫的教学活动更多的是稷下先生们自主进行的,他们以讲述和传授自己的学术主张为主。在稷下学宫中,教与学双方都有较大的自由度,先生们可以自由讲学授业,学士们也可以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可以自由到其他先生的学堂听讲,这种自由灵活的学习制度有助于打破门户壁垒,防止思想僵化,对学术思想的交流、发展和人才培养十分有利。
“立师说”主要表现在著书立说。稷下先生们除了要“聚人徒”,最重要的就是弘扬自己的学说,或者说光大自己的学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许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就是在稷下学宫完成的,除了尽人皆知的《孟子》《荀子》《管子》,仅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就有《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捷子》二篇、《蜎子》十三篇、《尹文子》一篇、《宋子》十八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鲁仲连子》十四篇等,这些著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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