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先生的特点,是齐国养士的重要体现。关于“不治而议论”的话题,学术界有所涉猎,如《“不治而议论”——论稷下学宫的文化机制》[1]是直接论述该话题的文章,作者由文化的角度入手,主要从“不治”与“议论”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谈论稷下学宫的文化机制。另如《传承与发展:简论稷下学宫与我国尊师重道传统》[2],认为“不治而议论”是取得教师的智力支持。陈鼓应先生则认为:“‘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是向齐国君王献策的智囊团。”[3]他是从稷下学宫资政议政的功能来谈的,非常有借鉴意义。其他的也有一些论述,涉及的角度各有不同,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稷下学宫是田齐政权国家养士政策的产物,是政府出钱把士人养起来,充当政治顾问。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语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具体语境讲的是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享有上大夫的礼遇,可以对国政等发表议论。这里的“不治”主要指这些稷下先生不同于担任具体职务的官员,他们没有行政职务;“议论”指的是稷下先生虽未被授予实职,但是具有专门谋划、议论国家大事的权力,可以为君主在决定国家大事时提供参考意见。即所谓的“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无官守”,“无言责”,进退有余(《孟子·公孙丑下》)。稷下先生的“议论”主要是“非议”,包括提出批评性意见和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以减少和防止君主在决策时出现失误。
从稷下学宫设立及存在的必要性来看,“不治而议论”蕴含着多层含义。其一,“不治而议论”的社会存在。稷下先生享有较好的地位与礼遇。稷下学宫的学者有“上卿”“客卿”“上大夫”“祭酒”等称号,“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并建起了“高门大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稷下先生田骈虽不宦但相当富有,《战国策·齐策一》曰: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www.xing528.com)
其二,“不治而议论”的政治功能。该方面主要体现在咨政议政、布道治国之方略上。稷下先生往往以咨政议政的方式参与到齐国的高层政治活动中。“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他们可以对天下大势和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自由发表意见,出谋献策,齐王经常在决定某项大事前广泛征询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取反对性的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稷下学宫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智库。另外,稷下先生都是饱学之士,齐国君主给他们提供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他们对齐国君主的回报就是发挥自己的才智,提出自己主张的富国强兵之道,以便齐国君主在寻求最佳的治国方略时有多种选择。
其三,“不治而议论”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对汇集诸家之思想、百家争鸣的贡献上。稷下学宫创建之前,学者们天各一方,学术活动分散,加之山川阻隔,信息不畅,思想交流极为不便。稷下学宫的建立,为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文心雕龙》描述了战国诸子争鸣的盛况,曰:“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元作狡,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文心雕龙·诸子》)来自列国不同思想学派的学者们汇聚一起,朝夕相见,随时可以交流切磋和争鸣辩驳,稷下学宫也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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