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理论的创新与稷下学派的主张

稷下学者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着眼现实，反思历史，面向未来，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孕育产生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如天人相合、道法自然、大一统、以人为本、人才强国、礼法相辅、义利统一、名实相符等。下仅举几例阐发之。

其一，稷下“大一统”理论的创新。

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一时代主题，稷下各派无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在相互论辩中，实现了理论创新。管仲学派根据时代的要求，响应社会的呼唤，秉承着管仲务实、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竭力阐发“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的治国理念。他们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管子·治国》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他们十分重视战争在安国成霸、统一天下中的作用。认为：“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管子·兵法》）基于此，《管子》对宋钘、尹文提倡的寝兵之说和墨家提倡的兼爱之说进行了批驳，还提出义战必胜的论点，《管子·七法》说：“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管子·枢言》说：“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所谓义战，在管仲学派看来，是指“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的统一战争。他们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管子·霸言》）还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管子·兵法》）总之，通过战争来实现“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管子·霸言》）的总目标，充分展示了管仲学派理论的经世致用及创新精神。

此外，稷下各派在国家统一及如何统一的问题上，积极、热情地发表主张，表现了实现国家统一的热切愿望和坚定信念。如孟子作为稷下儒家学派的代表之一，坚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中国必将“定于一”。在稷下“三为祭酒”的儒家大师荀子则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为一”，其实现途径是由霸而王。稷下阴阳五行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则以“五德终始”的理论，探寻和论证新朝代取代旧朝代，实现大一统的必然趋势。

其二，稷下“人本”思想的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民众在经济、政治及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出来，稷下学者以敏锐的眼光，及时地发现了时代出现的这一新问题，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极力阐发民众在治国及统一天下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赋予“人本”思想以崭新的时代精神。这不仅使稷下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而且使稷下学名副其实地成为时代的先进文化。

管仲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一个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思想并付诸霸业实践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政治家。他明确认识到民众在治国及成霸中的重大作用。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管子·霸言》）并明确指出：“齐国百姓，公（指齐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正是基于对民众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管子主张执政者制定治国方针政策要顺民心，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在此基础上，管仲又提出了一系列爱民、富民、恤民、教民的主张。这些思想被稷下管仲学派继承并发展。

长期居于稷下的孟子受到管仲及其学派以及慎到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实现了理论的重大突破。

在富民的问题上，管仲学派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而孟子受其影响，提出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进而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在富民的具体措施方面，管仲学派主张“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执政者“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管子·小匡》）；保护工商，民则富，“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而民归之如流水”（《管子·霸形》）。孟子受其影响，则提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农时”，民则富；“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从而把民本思想根植于富民的基础上。

稷下黄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慎到则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他说：“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子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慎子·威德》）立天子、立国君，是为了服务天下、国家，而不是立天下为天子，立国家为国君。显然这段话是说天子、国君是为民谋利益的，人民是主体，天子、国君是从属于民的。

孟子吸取了慎到的这一思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他在《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仅强调了在民与君的关系中，民重于君，而且强调了民在政权得失中的决定性作用。孟子的这一思想极富创新精神，比管仲学派和慎到的思想又进了一步。

荀子长期居于齐，受齐文化影响很深。他根据时代形势的需要，阐发了重民、爱民的诸多主张。他在《荀子·王霸》中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极力强调百姓在治国及统一天下中的重大作用。从这点出发，他还告诫统治者：“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荀子这种从君、民两大势力出发，告诫统治者行爱民之道以达到安存的观点，比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又进了一步，从而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

总之，稷下民本思想是在创新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主张依靠人民的力量治国及统一天下的迫切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其三，稷下礼、法相辅理论的创新。(www.xing528.com)

先秦时期，孔、孟宣扬道德的崇高而不言法治。商鞅、韩非主张法治而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此二者各执一端，都把礼治与法治、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暴露了各自的理论缺陷。

管仲学派则把礼和法直接对照起来，强调二者的兼施并用、相辅相成。《管子·心术上》曰：“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管子·任法》亦曰：“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伏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只有将法治与礼治结合起来，综合治理，才能收到良好的治国效果。《管子·枢言》曰：“法出于礼，礼出于治。”这里强调礼是法的基础。《管子·任法》又曰：“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这里强调法是最高标准。此二者虽说法不同，但都强调了礼与法的统一关系。从总体倾向上说，《管子》是法治为主结合礼治，即法主礼辅。

慎到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认为礼治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说：“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慎子·威德》）可见，治国不仅要任法，还要据礼行德。这是慎到理论创新的表现。

荀子在此基础上援法入礼，变管仲学派的法主礼辅为礼主法辅。他说：“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天论》）这是荀学同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区别。荀子礼法互补的思想，是齐鲁文化交融的重要成果。显然，没有齐鲁文化在稷下学宫的长期共存与交融，这样的政治理论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稷下形成的礼法相辅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没有被列国诸侯所实践，但它作为一种治国模式，主导了汉代以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全部历史。

其四，稷下道法结合理论的创新。

黄老学派的突出特点，不仅在于托黄帝之名号，以老子之学为基础，兼采儒、墨、名、阴阳五行之说，而且在于它吸收了法家的法治学说，把道、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法治的必要性。如稷下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慎到认为，道是变法的依据，法是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说：“以道变法者，君长也。”（《慎子·慎子逸文》）他还认为：“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慎子·慎子逸文》）即社会的治乱安危，完全是由能否“以道变法”所决定的。以道变法者治，以个人爱恶治天下者乱。

《管子》也是围绕道与法的关系展开的。《管子·法法》曰：“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管子·任法》曰：“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荀子也将道与法联系起来，曰：“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荀子·正名》）“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荀子·致士》）

道论与法治的结合，无论对道家学派还是对法家学派，都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稷下学可以说是充满了新的创造，正是这些新学说、新理论，把先秦的学术思想迅速推向了鼎盛，使百家争鸣迅速达到高潮。

稷下学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创新精神，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而且在今天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进行文化创新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可见，稷下学宫的创建，适应了齐国执政者的政治需要，也适应了时代对新理论、新思想的需要。稷下学宫的建立，为稷下学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