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与美国智库：学术研究的对比

学术研究是智库的主要任务，而思想上的独立性要求智库以客观事实为判断依据，对信息保持充分的理性，保证智库的研究和判断具有公正性、客观性；同时，智库在发表意见时要坚持其专业判断，不受外界的各种影响，能够独立提出决策方案，展示智库行为价值的内在稳定性。这种内在稳定性来自价值观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品质，智库才能按照自己的创见提出行为目的，提供达到目的的策略和手段。为保证智库专家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智库在机构设置上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且研究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面向市场独立设置研究项目等。思想上的独立强调的是智库要树立质疑精神，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独立的政策建议和创新思想。布鲁金斯学会既不对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做出具体规定，也不刻意追求观点的统一，而是让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研究课题，进行独立研究，强调研究人员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而不是布鲁金斯学会、其董事会成员或管理人员，鼓励研究人员基于自己研究的客观事实给出不同的见解、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和坦率的辩论，从而为研究人员创造了极具包容的环境和氛围，使他们能够在没有压力和偏见的情况下进行客观研究，在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提高研究质量。

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也是以坚持思想上的独立性为其鲜明特点。稷下学宫倡导的是兼容并包、相互交融的学术自由精神，它具体表现为诸子百家在稷下的学术交往中，能够于学术平等的环境下，既互相切磋讨论，又互相辩驳论争，彼此吸取，平等对话，尊重异说。由于稷下学术倡导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各派学者尽管政治主张不同，思想学说各异，但都能彼此自由讲学论争，相互融合发展，促进了各派思想的丰富和创新。稷下学术形成的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从政治层面上讲，在于齐国统治者实行了尊士重士的政策，对稷下学者不在政治上施加各种限制，而只是为他们的思想争鸣创造条件，从而使学者们可以自由发表各自的学说观点。这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保证了各派思想在多家共存的条件下，能够展开学术上的自由争鸣，形成稷下学术具有兼容并包、相互交融的自由精神。在稷下学宫不同时期的演进中，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都曾占据学术上的相对优势，它们虽激烈争辩，但彼此吸收，共同促进了稷下学术的繁荣发展。

智库的特点决定了智库是以揭示外在事物演变发展的客观特点为价值追求，因此，它通过复杂深入的研究，力求全面揭示外在事物的演变发展特点。能够提出正确的、全面的、符合外在事物发展特点的高质量观点，是智库追求的重要价值观。这一高质量的特点，是决定智库能否有效运转的根基所在。因此，美国智库的基本职责就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以提高政府决策质量。追求高质量是智库影响力和生命力之所在。美国智库高质量的形成和表现，主要体现于：一是高质量的智库研究人员，二是高质量的智库人才管理，三是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智库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智库成果的质量主要体现在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和针对性等方面。能否提出解决经济社会现实中重大战略问题和关键问题的新思想、新论断、新理论，剖析问题的深层原因、提出富于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新举措，是智库成功的第一要素。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斯坦福研究所等能成为国际一流的智库就源于其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同样，稷下学宫也是以探讨治国理政的治世之道为核心，旨在为实现社会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高质量、高水平的方案。稷下学宫汇聚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各种学术流派。虽然他们的学术思想各有特点，相互之间激烈论争，但就学术特点而言，他们的学术实践活动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均在寻求国家社会的治理之道。因而，稷下学者着眼现实，关注治乱，倡明治道，虽然田齐统治者并不要求整个学术文化都直接服务于齐国的内政外交、现实政治，但稷下学者在为学过程中，无论是探讨修身之方，还是为政之道，都是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社会治乱不可分离的。他们不倡空言，注重实际，虽百家殊业，但皆务于治。稷下学宫的学者们继承发扬了此前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思想，并创新性地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方法、新方案，这些创新性的思想理论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具体地运用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步。

美国智库的人才管理机制，力求调动最具创造性和知识渊博的研究人员，帮助研究机构更具活力。注重更新现有的专业知识，将新知识用于解决新问题和创造新颖的数据、理论。通过培育新一代研究人员，确保知识生产的未来，使研究人员能够从事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研究，积极促进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一是重视人才招募。美国智库采用公开招募的方式选拔研究人员，主要渠道有：招聘名牌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聘请大学和企业的专家；聘请其他智库的专家；吸收政府卸任官员。多渠道的人才招募机制为智库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保证了智库研究的高质量。二是加强人才培训。美国智库非常重视对研究人员的培训，主要措施有：内部培训，美国的大型智库都有自己的研究院，专门培养政策分析和研究方面的人才，如帕迪兰德研究院；外部实习，即智库为年轻人提供实习项目，让他们到政府、企业、大学等部门进行实际锻炼，了解决策的具体过程；访问研究，智库根据研究课题和目标，派研究人员到国内外其他智库进行访问研究；让研究人员定期和政府部门的政策负责人和政策规划小组进行接触，以了解决策的实际过程。(www.xing528.com)

在稷下学宫的人才管理机制上，也是以吸引高质量的学者为特点。学者们能否在稷下学宫有一个立足之地，主要在于其是否有真才实学。能否成为稷下学者，齐国的统治者也是根据学者的学术水平、社会名望、思想影响来确定，并由此授予他们不同的教职，享受不同的待遇。如官职上有“上卿”“客卿”“上大夫”“大夫”等。同时，稷下学宫还创立了博士制度，博士是齐国统治者任命的对学识渊博的学者的称呼，即博通古今之学的意思。汉代许慎在《五经异义》中说：“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即指稷下学宫的博士制度。此外，稷下学宫也制订了人才管理机制，而且稷下学者们立论授徒，都非常注重吸引人才加入自身学派，以壮大本学派的社会影响力，为学派的发展创造条件。学派与学派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人们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所信奉的学派。周立升、王德敏的《论稷下学风》一文指出：

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大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即“士”。这些先生们在学宫中，是以讲学和著述来培养其从学弟子的。各学派的先生均有自己的一班弟子。如淳于髡曾率领其弟子进说邹忌（见《史记·孟荀列传》）；田骈有“徒百人”（见《战国策·齐策》四）；孟轲“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可谓洋洋大观；儿说的弟子曾为宋元王解闭（见《吕氏春秋·君守》篇）；在稷下“最为老师”，并曾“三为祭酒”的荀况，其弟子自然亦不在少数。其它如慎到、宋钘、环渊、接子、季真等，大致也不会例外。各派的学者们，正是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培养其弟子们的思考和论辩能力的，这是稷下之学与一般学塾，与后世独尊儒术的太学、国子监皆大不相同的独到之处。^[3]

稷下学宫对弟子们进行严格管理和教育，特别是在师生关系以及教与学的关系上，都有着具体规定。《管子》中的《弟子职》可能就是当时稷下学宫所制订的统一的学则。学则对弟子们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目的在于把弟子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有用之人。这种对人才的管理机制，保证了各家学派思想的传承，也为学宫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