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瓣纹银豆（盒）：一种精美的装饰品

花瓣纹银豆由于其形制的特殊性，又称裂瓣纹、凸瓣纹或水滴纹，这类纹饰手法还有青铜器和玻璃器质地，但以金银器最豪华。花瓣纹金银器，多用一整块金片或银片模仿绽放的花瓣用模具捶揲而成。由于器物系捶揲而成，花瓣内心外凸、四边内凹，形成独特的装饰效果。

目前，我国共发现6件花瓣纹银豆，它们分别出土于山东临淄大武西汉齐王墓、青州西辛战国墓M1、广州南越王墓、巢湖北头山M1、江苏大云山M1。共有3件出土于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两座大型墓葬，其中青州西辛战国墓M1出土两件，大武西汉齐王墓出土1件。

1.山东临淄大武西汉齐王墓

该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原大武公社窝托村南，1978—1980年发掘，属于有南北墓道的“中”字形大型墓葬。墓葬原有封土底径250米，封土堆高24米。墓室呈方形，南北长约42米、东西宽约41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约63米，北墓道长约39米。墓室没有发掘，仅将墓室上部的封土进行了清理，并发掘了封土下墓室之外的5座陪葬坑。其中出土花瓣纹银豆的为一号陪葬坑。^[16]

一号陪葬坑位于墓室西北部，南距墓室14米，东距北墓道5米。坑东西长19.9米、南北宽4.1米、深3米。坑内设置木器物箱，长19米、宽约3.3米、高约1.75米。随葬品放置于器物箱，主要是礼器和生活用具，计有铜器、陶器、银器、铁器、漆器等200余件，其中坑内出土花瓣纹银豆1件、鎏金银盘3件。

花瓣纹银豆K1∶72，豆腹和豆盖上均饰花瓣纹，花瓣分双层，上下相互交错。豆盖中部装饰三兽钮，圈足较矮，其三兽钮及圈足为铜质，分别与银豆盖和豆腹铆接。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重570克。

2.青州西辛战国墓

该墓葬平面呈“中”字形，有南北墓道，南北全长100余米。墓室南北长27.4～27.75米、东西宽25.5米、深14米。南墓道全长约30.75米，北墓道残长21.05米。墓葬多次被盗，椁室内被洗劫一空。幸运的是在木椁外东侧与石椁之间最底部的一个器物箱未被盗墓者发现，其内的金器、银器、铜器和玉器得以保存下来。(www.xing528.com)

器物箱内的金、银器很有特色，有金环首1、金泡1、银豆2、银盘2、银匜1、银泡1件。其中两件银豆为花瓣纹。^[17]

两件银豆形制相同。标本B1∶11高11.1厘米、腹径11.3厘米、底径5.6厘米，重375.25克。字母口，腹盖扣合。豆腹和豆盖均饰双层花瓣纹，花瓣上下交错。腹上沿和盖下缘装饰凸弦纹，弦纹中间用錾刻短斜线纹。盖中部装饰三兽钮，矮圈足。其三兽钮或为铜质，圈足为铜质鎏金。三兽钮与圈足分别与银豆盒焊接。标本B1∶12形制与上器相同。

目前，国内发现6件花瓣纹银豆（银盒），时间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对这6件银豆的研究表明，上部的银质盒体与下部的铜质柄部属于分别制作。研究者普遍认为，银豆上部装饰花瓣纹的银豆盒，具有西方的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下部的柄部或圈足则与战国秦汉时期的豆类相同。

关于这类银豆是在哪里制作，学界有不同观点。林梅村提出，这种裂瓣纹金银器，最早见于近东埃兰文明，工艺传统后来为波斯人、帕提亚人传承。伊朗近年发现一件埃兰银器，艺术造型与山东青州战国墓出土的银盒以及西汉齐王墓出土的银盒如出一辙。器高17.8厘米，口沿刻有埃兰文，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前6世纪。^[18]山东半岛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的埃兰银盒显然是从海路传入中国的。^[19]孙机认为，虽然其铜盖钮和铜圈足为后期配置，但银盒体绝非中国器物，花瓣纹为外来风格，金银捶揲也是外来工艺。^[20]赵德云则认为，除了盒体本身的装饰风格，银盒（豆）整体的造型使人联想到中国以子母口契合的带盖器皿，如敦、盖豆等，认为“这些中国出土的凸瓣纹器物，亦存在外来工匠在中国制作的可能性”^[21]。另有国外学者认为器物或为本地铸造，完全是中国人的作品。^[22]

近年，对中国出土的这类花瓣纹银豆，李零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从银豆的整体工艺看，盒体用银片捶揲，盖纽、圈足用青铜范铸，辅以錾刻、焊接、铆接、鎏金和镀锡，集多种工艺于一身。从风格看，这类器物是带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但经过中国式改造，盒体饰裂瓣纹，属于西方风格。盖置三纽，底配圈足，属于中国风格。他认为这六件银器其盒体部分不是铸造而是捶揲。捶揲是西方制作金银器的重要工艺，而中国早期没有这种工艺。从纹饰风格和制作工艺看，花瓣纹银豆盒应是西方制作的产品，经陆路或海路传入。这类裂瓣纹“起源甚早，传播甚广。它不仅流行于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也流行于希腊、罗马，是西方艺术的典型纹饰”^[23]。

对花瓣纹银豆的综合研究表明，这类银豆从纹饰风格和制作工艺看，上部的花瓣纹银豆盒应是西方制作的产品，经陆路或海路传入，而下部的柄部或圈足应是在中国加配的。中国文明不是孤立的文明，必定受到外来影响，花瓣纹银豆“无论从境外输入还是在本地仿造，都无碍一个基本前提：器物的主体纹饰是外来风格。这种风格的传入不管多么曲折，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当做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见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