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齐国治下东夷的华夏化进程

通过对东夷地区的征服和管理，齐国治下的东夷文化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大促进了东夷对华夏的认同，二者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齐国对纪、莱等东夷大国的征服，加速了齐国境内夷夏间的民族和文化融合。对纪、莱的吞并，尤其是对莱国的吞并，使当时东夷诸部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完全处于齐国的控制之下，虽不能使东夷传统文化立即融于华夏文化，但终归使其丧失了长期独立存在的地域条件和政治条件。同时，随着齐国疆域的扩大，大量东夷土著开始与齐人杂处，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东夷人开始逐步接受齐人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同时也为齐文化注入了东夷的文化特色。

这种华夷文化的融合，在考古发现中亦得到证实。1963年，在山东莒县天井汪出土了一批莒国青铜器，这批莒器的造型、组合、纹饰和当时的中原地区没有多大差别^[5]；1975年，在山东莒南大店镇的花园村与老龙腰发现了两座春秋时期的大墓，其中花园村墓出土的编钟有“隹正月初吉庚午，叔之中（仲）子平自乍铸其游钟”^[6]一语。这两座大墓为莒国高级贵族墓，其出土的器物风格，更能证明夷夏文化的融合，通过对其铜器铭文的考证，发现其在历法方面与华夏诸国完全一致。1978年，在山东沂水刘家店子莒墓也出土了大量的莒国青铜器，其中青铜礼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薛国贵族墓地亦清理出9座墓葬。其中1～4号墓为春秋大墓，6，7，9号墓为春秋中期墓，5，8号墓为战国墓。其中，春秋时期的几座墓葬除了4号墓的椁室压在京沪铁路路基下无法考证以外，均有殉人的出现，而且随葬有大量的青铜礼器。“不管薛国贵族的葬制是合乎周礼还是僭越之礼，有一点是清楚的，墓葬间随葬品的相对多寡，特别是铜礼器的多寡、铜鼎的数量、质量，确实是区分薛国贵族之间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指示物，是接受、模仿周礼而来的、自有一定之规的薛国丧葬礼制的反映。”^[7]1995年，在济南市长清仙人台遗址发掘的邿国贵族墓地，共清理出6座年代由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的墓穴。^[8]邿国贵族墓葬既有殉狗腰坑；使用独木棺，棺下横置枕木；具有超大型随葬器物箱；随葬礼器多为偶数组合等东夷传统礼俗^[9]，也随葬有大量周式铜礼器、玉礼器、车马器等符合周王朝礼制的器物。

这些墓葬中周式和东夷式器物共存的现象表明，夷夏间的物质交流已经达到很深的程度，其推动了夷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渗透，族群界限逐渐消失。至迟到春秋晚期，东夷文化原有的传统器物大部分都消失了，少部分残存可视为齐文化中包含的东夷文化孑遗。

其次，齐国对东夷故地的统治，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积极吸收东夷上层精英进入诸夏文化圈。一些东夷上层人士的文化修养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意识形态上，已将自己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形成了对华夏强烈的族群归属意识。《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须句受到邾人的攻伐，求救于鲁国。须句乃为僖公夫人成风的母国，成风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说明这一时期，“服事诸夏”的东夷小国已把周礼作为处世的准则。须句也自认为是华夏，而视邾人为蛮夷。公元前589年，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左传·成公七年》）郯也是把自己视为华夏的一部分了。这些事例中的东夷诸国，虽不是齐国治下的地区，但并不影响我们以此来推测，齐国治下的东夷诸部族对齐的国家认同以及对华夏的族群归属意识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齐国在经济上实施的开放政策和重商传统，推动了资源经济特别是齐国的鱼盐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沟通了齐国东西部各地的联系，而且满足了各地夷夏族民的生活需要。在交通贸易物资流通的同时，夷夏族民的联系亦得到加强，便于形成共同的生活习俗，从而使东夷与华夏族趋向一体融合。一方面，齐国通过经济手段，增强了与东夷地区的经贸往来，也推动了齐国对东夷地区的统一，齐国曾多次使用贸易手段降服东夷，如《国语·齐语》云：齐桓公时“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管子·轻重戊》也载：“桓公问于管子曰：‘莱、莒与柴田相并，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莱、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为币，重莱之柴贾。’莱君闻之，告左右曰：‘金币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国之奇出也。以吾国之奇出，尽齐之重宝，则齐可并也。’莱即释其耕农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农。二年，桓公止柴，莱、莒之籴三百七十，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服。”最终，齐桓公通过经济手段降服莱、莒之民。另一方面，东夷传统经济中的优势部分也为齐国所继承。以畜牧业为例，莱夷的畜牧业对齐国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据《左传·襄公二年》记载：“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其后，齐国灭莱国，莱夷丰富的畜产品以及畜牧业生产经验并为齐国所获，丰富的畜产品通过各种途径流入齐国腹地，《论语·季氏》称：“齐景公有马千驷。”后世在齐临淄城多次发现大规模、特大规模的殉马坑，殉马数量之多堪称周代列国之最，可见齐国的畜牧业在东夷人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发展，以至在墓葬中多有僭侈违礼的殉马现象。经济上的融合，必然会加速民族和文化的融合。

经过两周时期齐国对海岱地区东夷部族的征服，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逐步融合，至战国时，以齐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东方文化圈得以形成。秦统一六国后，齐地被列于郡县，夷夏诸民皆散为编户，华夷文化混而为一，融为一体。东夷文化的华夏化进程至此基本得以完成。

【注释】

[1]〔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8页。(www.xing528.com)

[2]〔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1～153页。

[3]〔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5页。

[4]〔清〕董仲舒著，〔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0～371页。

[5]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载《文物》1972年第5期。

[6]山东省博物馆临沂地区文物组、莒南县文化馆：《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7]邵望平、高广仁：《两周时期海岱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夷夏关系》，见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页。

[8]任相宏等：《山东长清仙人台遗址发现邿国贵族墓地》，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17日。

[9]任相宏：《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及相关问题初探》，载《考古学报》199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