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指出，西周初期，齐国公室享受着周王室特殊的政治礼遇，“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礼记·檀弓上》）。按《齐太公世家》所列世系，第五位齐君为哀公，已因违背周室号令被烹杀，他返葬于周的可能性不大。或许其父癸公以上的乙公、丁公、太公四代，皆能享受返葬于周的殊荣。《尚书》《左传》等皆有记载，太公、丁公都在周王室内任要职，先后服侍武王、成王和康王。其后，则史料缺载，未知其详。1981年陕西岐山县鲁方彝盖铭文的出土，对此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
齐生鲁方彝盖有铭文五十余字，记录了齐人鲁至周经商之事，可从侧面反映周齐之间的关系。现录其铭文如下：
唯八年十又二月，初吉丁亥，齐生（甥）鲁肇贮（贾），休多赢。唯朕文考乙公永启余鲁，用乍（作）朕文考乙公宝蹲彝。鲁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依李学勤先生考释，“生”当读为“甥”，齐生鲁的称名形式，同与《论语》中的微生高、微生亩，齐为国名、氏名，鲁为私名。“肇”，始。“贾”，经商。“休”，美好、喜庆。“赢”，利。“启”，教也。“乙公”，齐丁公之子乙公得。铭文内容是说，某王八年十二月的丁亥日，齐生鲁经商伊始便多有赢利，作器纪念并感谢他的父亲齐乙公得。
方彝的时代，根据其形制、纹饰及铭文字体等特征，可推定在周恭王时期，器做于周恭王八年。[27]
齐生鲁既为齐乙公之子，必当为其庶子，齐乙公嫡子为齐国的第四任国君癸公慈母。作为齐公族成员的鲁所做方彝之所以出土于周王畿腹地之陕西岐山县，应该是他曾经商至此所遗留。
鲁方彝盖的问世，不但显示出齐国境内浓厚的经商传统，更证明司马迁记载姜太公建齐后，“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所言不虚。而且，由此器还能看出，直到周恭王时期的西周中期，周、齐间的关系仍旧非常融洽，齐公室成员可至周经商，且遗器于此，说明彼此多有交往，未有阻碍。
从周懿王开始，因出现烹杀哀公事件，周、齐关系开始恶化。伴随着齐国政局的动荡，周王室数次对齐国用兵，又多次插手齐君人选，公然干涉齐国内政，致使周、齐关系紧张，兵争不断。上述五年师
簋与高青陈庄引簋铭文对此都有很好的体现。
双方关系的僵持，应该一直持续到周厉王时期，直至齐献公继位之后，才有所缓和。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献公在位九年后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依《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所定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推算[28]，齐献公卒、武王继位时应是厉王二十八年，而齐献公继位是厉王十九年。
西周晚期的师
簋记载了周王室征伐淮夷之事，出征的人员中有齐师，其铭曰：
王曰：师
，
淮夷
（旧）我
（帛）畮臣，今敢博厥众叚，反厥工吏，弗
我东
（国）。今余肇令女率齐
（师）、
、
（莱）、僰、
、左右虎臣，征淮夷……
关于师
簋的年代，学者多定在周宣王时期[29]，刘启益、吴镇烽定为周厉王时期[30]。齐师参与征伐淮夷之事，还见于史密簋，其时代多定为西周中期后段，但张懋镕等考证在周宣王时期[31]。齐师，学者一般认为指齐国的军队。齐师既多次听命周王室的调遣，参与周伐淮夷的战争，说明周、齐关系已逐渐走向缓和。尤其是齐献公继位之后，周天子并未对其杀胡公之事过多追究，反而让其坐稳了国君的位置，说明彼此之间已达成共识，双方的关系始恢复正常。
很明显，齐哀公因故被烹杀之事，使原本良好的周、齐关系走向破裂。周王室最初承诺给齐国国君“返葬于周”的殊荣，至周懿王时被彻底取消。彼此间的正常政治交往，变成了持续不断的军事战争。齐国政局动荡，周室东土不稳。这种对立和争执直到周厉王时期才逐渐走向缓和。可以说，周烹哀公之事，无疑当为西周时期周、齐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综上所述，五年师
簋记载了周王室对齐国的征伐，其与齐哀公被烹、齐胡公继位的史事紧密相关。齐哀公被烹杀，很可能是周王室内孝王、夷王争位所致。由于哀公的被烹杀，周、齐关系开始恶化，彼此相伐。直至西周晚期齐献公继任后，双方关系才恢复正常，终春秋之世，周、齐之间再无战事发生。
【注释】
[1]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CLSJ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2]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载《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唐复年：《师
簋新释》，见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35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16～4218页。
[4]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32页。
[5]唐复年：《师
簋新释》，见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35页。
[6]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载《文史哲》2011年第3期；侯志义主编：《西周金文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5页。
[8]李凯：《五年师
簋蠡测》，载《华夏考古》2010年第2期；赵庆淼：《高青陈庄引簋铭文与周代命卿制度》，载《管子学刊》2015年第3期。
[9]方辉：《高青陈庄铜器铭文与城址性质考》，载《管子学刊》2010年第3期；李学勤等：《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载《考古》2011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0]李零：《读陈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377页；魏成敏：《陈庄西周城与齐国早期都城》，载《管子学刊》2010年第3期。
[11]李学勤等：《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载《考古》2011年第2期。
[12]《诗经·齐风·鸡鸣》诗序曰：“哀公荒淫怠慢。”《诗经·齐风·还》诗序曰：“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
[13]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载《文史哲》2011年第3期；李零：《读陈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377页。
[14]铭文关键字词的释读，主要依李学勤先生的意见，详见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载《文史哲》2011年第3期。
[15]唐复年：《师
簋新释》，见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35页。
[16]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载《文史哲》2011年第3期。
[17]李学勤：《克罍、克盉的几个问题》，见《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1页。
[18]李学勤：《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9]李零：《读陈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377页。
[20]［日］白川静著，袁林译，徐喜辰校：《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21]李凯：《周王“烹齐哀公于鼎”事件考析》，见《苏鲁豫皖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于滕州，第151～162页。
[22]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23]朱凤瀚：《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
[24]〔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2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8页。
[26]代生：《清华简〈系年〉所见两周之际史事说》，载《学术界》2014年第11期。
[27]李学勤：《鲁方彝与西周商贾》，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28]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29]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438页。
[30]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吴镇烽编撰：《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8页。
[31]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载《文物》198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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