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第六册收录了一篇政论文献《子产》，因子产在儒家、法家中的地位甚高，该文献也受到学界的重视。该文中论及子产因循三代的政令与刑罚作“郑命”“野命”“郑刑”“野刑”等法令。其中有言“因前遂故”，“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聿求尽之贤，可以自分，重任以果将”。[18]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子产》具有因循先王之法的思想，因循思想贯穿了《子产》始终，“因循”又是黄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故“《子产》是具有黄老学倾向的文本”[19]。
清华简《子产》文本所表述的因循先王之法，蕴含着一种因循、借鉴思想，但还不是本文前述分析的黄老学的“因”——因天道、因人情的内容。清华简《子产》所说的“因”，只表示沿袭、借鉴之意，与《论语·为政》中的“因”相类：“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清华简《子产》与《论语·为政》的“因”，都是因袭、沿袭前代之法的意思，黄老学中的“因”则是“因循客观情势”的意思。因此，《子产》中的“因”具有黄老学倾向，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当然，这不妨碍我们论证《子产》在其他方面具有黄老学的倾向。[20]如《子产》文本中的“聿求尽之贤，可以自分，重任以果将”，也与黄老学的“君逸臣劳”有相似之处。
因循先王之法并非黄老学所固守的观念，相反，黄老学主张“察今”，“因时”而变。《吕氏春秋·察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察今》并不赞赏一味因循先王之法，而是要“贵时”：“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论六家要旨》在论道家（黄老道家）时指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有法无法，因时为业”。《黄帝四经·经法·四度》《黄帝四经·经法·论》《黄帝四经·十大经·观》等多篇都强调因天时，要“动静有时”。《管子·内业》：“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管子·白心》：“以靖为宗，以时为宝。”总之，贵时在黄老学的方法论里占有重要位置。(www.xing528.com)
王尔敏先生指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变革，不能再因循守旧，须学习西方，于是以左宗棠、蒋益沣等为首的改革派上溯《吕氏春秋》，主张“贵因论”，主张吸取西方的思想文化，因袭西学，以应时局。[21]王尔敏先生把该类思想叫作“广贵因论”，而不是直接认定其为“贵因论”，因为这类主张并非先秦黄老学中的“因”论思想。但实际上，左宗棠等人的“贵因论”恰好体现了先秦黄老学中“贵时”的观念，“应物变化”“因时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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