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净卿
（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因”是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概念。“因”主要出现在黄老道家文献中；最早提出“贵因”论的是《管子·心术上》“解六”：“道贵因。”“贵因”即重视因循，“舍己而以物为法”，“无益无损”，采取纯客观的态度，避免主观的负面影响。其他黄老文献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贵因”这一表述，但同样也有重视因循的思想。较早出现“因”思想的文本是《国语·越语下》，该文多次提到“因时”“因天地”“顺天道”等有关因循的观念。出土帛书《黄帝四经·观》也有典型的关于“因”的思想。《慎子》逸文有《因循》，强调要因天之大，因人之情。《吕氏春秋·贵因》认为三代圣王的功业要归功于对“因”的运用。其他道家文本如《鹖冠子》《尹文子》《淮南子》等，也有因循天道的观念。[1]总之，“因”思想是先秦哲学认识论中的一种追求客观性的方法，强调要因循客观形势，避免主观性偏好的介入。
在先秦诸子时代，除了黄老文献中常见“因”思想，在其他学派文献中也有许多“因”的表述。如兵家文献《六韬》：“太上因之。”儒家文献《礼记·坊记》：“因人之情。”《荀子·解蔽》：“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而郭店竹简《性自命出》说“礼作于情”，实际上也蕴含着“礼因人情”的观念。[2](www.xing528.com)
到了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黄老道家）的思想进行了理论总结，认为道家理论的核心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按照司马谈的观点，“虚”即道之常，而“因”为君之纲。如此看来，“因”与“虚”在道家学说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道家学说中，“虚”还可以追溯到老子——“致虚极”（《老子》第16章），而“因”在老子那里还未被使用。道家学说内部有不同的流派，老子的道家学说，重视道的本体论，认为道是万物之本原，而司马谈所论的“道家”实际上是指黄老道家，该派学说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认为天道是具体的，可以因循，从而被运用于人事、法政上。曹峰教授把前者称为老子类型的道论，后者称为黄帝类型的道论。[3]
随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格局的形成，“因”的观念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清中期以来，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贵因”理论又重新被左宗棠、蒋益沣、薛福成等广泛讨论，因袭西学，以应时局。[4]
“因”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保证客观性的一种方法，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目前，研究“因”的论著不少[5]，但是它们对“因”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因”有多种类型：有因天道自然，因人情人性等。因天道自然，在与自然有紧密关系的领域，如农事或战事等方面，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但是在社会关系领域，如礼制、法政方面，显得过于抽象，不易把握。社会关系领域的问题，多与礼法相关，因而要“因人性”“缘人情”，而不是直接因天道自然。因此，古代的“因”思想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于“因”思想的深入讨论，对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中认识论的相关概念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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