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清华简的思想与《庄子》和老子有哪些联系和差距？

李　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清华简《管仲》记载了齐桓公和管子的一些对话，其开篇说：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仲父，君子学与不学，如何？”管仲答曰：“君子学哉，学于（乌）可以巳（已）？见善者【一】墨焉，见不善者戒焉。君子学哉，学于（乌）可以巳（已）？”

整理者以《荀子·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来证明上述释读，并且指出《太玄·盛》“盛不墨”，司马光《集注》：“法也。”墨，在此为动词，意为效法。“焉”，此处用作指示代词，与“之”同。“戒”，《说文》：“警也。”《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上博简《从政》：“君子闻善言，以改其言；见善行，纳其身安（焉）。可谓学矣。”

整理者的说法言之成理。不过，笔者的想法与此不同。因为齐桓公所问乃学与不学，而且很明显偏重问的其实是不学，因为要学是常识；而上文似乎只回答了一半，只谈学。笔者以为，上述对话可当如此释读：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仲父，君子学与不学，如何？”管仲答曰：“君子学，才（在）学于可以已！见善者【一】墨（敏），见不善者戒焉。君子学，才（在）学于可以已！”

其中的“墨”字，司马光《太玄集注》解释为“法”，恐怕过晚且罕见，且已经有一些学者表示了疑义。笔者以为当读为“敏”。敏，古音明纽之部；墨，明纽职部，古音相近。《中庸》有“人道敏政”，郑玄注：“敏，犹勉也。”

这样读，那么齐桓公所问学与不学，就都有了明确的对应回答。因为“已”之意为止，“学于可以已”，就是学在于达到可以止，止就是不学，也就是说学的目标在于达到不学。如何达到不学呢？“见善者敏，见不善者戒。”初看这似乎还是在谈怎么学，其实这里是讲不学或学于止的方法，这个方法看起来很简单易行。作为王者师的管仲，不可能教人君不学，但是桓公问及不学，管仲不能不回答。如果仅以一般的学来作为回答，那他就不是管仲了。管仲巧妙地谈到了学于止，看似已接近不学，而且有简便的方法，但是一旦桓公开始照着做，或者哪怕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个学于止，其实是一个并不简单的学习过程，因为善者有那么多，不善者更多，即便以圣人为榜样，那也得长期学习而且也未必能成功。

这里“见善者敏，见不善者戒”，和《论语·里仁》之言相应，较大的不同则是学在于达到不学。这种思想，看起来老庄有相近者。

《老子》第64章有云：“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近出几种《老子》均如此读，只有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种作“不”，或读为“教不教”，但其实《说文》有“”字：“，效也”，有仿效，学习之意，故不当读教。“复众人之所过”，“复”古代指免除赋税，有免除、遏止之意。所以“复众人之所过”，即免除众人所存在的过失。然《老子》是说圣人学的是不学，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圣人学的是道，他通过学习不学来免除众人为了“益”而有的过失。看来老子的“学不学”和《管仲》所说有不同，而老子所强调的“知止不殆”没有和学联系起来。此外，《文子·上德》有所谓老子之言“见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但没有谈见不善的内容。

《庄子·天下》有“教则不至”，“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教”疑皆本为“”，或都当读为“学”。《庄子·外物》说（至人）“彼教不学”，或许不必改读，但也是谈“不学”。《庄子·庚桑楚》有：“学者，学其所不能学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败之。”这里说的“学所不能学”等，吕惠卿、陆长庚等都作正面评价，但宣颖说学、行、辩三者都是不知止^[1]。姑不论做何解释，这段话和竹简《管仲》所说“学于可以已”有点关联，但还是有一定差距。

可见，老子所言“学不学”，《庄子》所说“学不学”“学其所不能学”，和《管仲》的“学于可以已”并不完全对应，但是有思想关联。也许桓公所问君子学与不学，或可表明所问的君子不学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管仲所说学于可以已，和老子、《庄子》的学不学，可能都是对此的回答。

容易发现《左传·昭公十八年》载：

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

可见讲“无学”“不学”的人确实有^[2]，而且“多有是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文化遗存丰厚的周地在讨论这些东西，真令人不胜感叹唏嘘！《新序·杂事》也记：“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鲁哀公也是一位对学的质疑者，这恐怕也是听人之言而问于子夏。

《老子》中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说，这里将学和道对立起来，也有贬低一般性的学的意味；《老子》第47章也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所以他用“学不学”来说明该学什么。《礼记·学记》则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将学和道统一起来。当然，二者对学和道的认识绝不一样。《论语·为政》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将学和思对立起来，或也侧面说明可能有重思不重学的倡导者存在。《荀子·解蔽》就说过：“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www.xing528.com)

所以当时有不少类似于《荀子·劝学》的作品存在。整理者引《荀子·劝学》的“学不可以已”来疏证简文，其实这句话也见于《大戴礼记·劝学》：“学不可以已矣。”此外，《子思子》佚文中也有部分同于《荀子·劝学》的文字，《尸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皆有《劝学》。故荀子的《劝学》，可能是传承的学问，至多是其早期的思想，后来他也谈学要学止之，《荀子·解蔽》曰：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

相较于老庄的学不学，荀子这里的学于止之，和《管仲》所说学于可以已最为接近。虽然《管仲》讲的是通过“见善者敏，见不善者戒”来达到不学，而荀子讲的是“止诸至足”，成为圣人，以不学。

荀子早期作品《荀子·修身》有“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和《管仲》的“见善者敏，见不善者戒”也有相近之处。荀子虽或可能承自孔子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但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其“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能也有古代的思想渊源^[3]。然《管仲》之言也未必来自孔子。

清华简《管仲》的年代上限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按照古书形成的一般规律看，此篇归为《管子》佚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前讨论《管子》者，多将之分组。有关桓公和管子对话的内容，显然是最当归为《管子》者，不同的学者对不同篇章有不同的断代结论，主要是因为对篇章所说是真的桓公管子对话记录，还是好事者依托，较难判断。然而究其实，主要还是从思想背景和古书同文来判断。这两种方法，从当前的研究来看，都还存在一定的疑问^[4]。不过清华简的年代下限，李学勤先生指出，曾请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是公元前305±前30年”，为战国中晚期之际。^[5]笔者曾考定庄子的年代不同于朱熹之说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结论，有可能年长于孟子^[6]，或至少和孟子同时代；钱穆考惠施卒于公元前314—前310年^[7]，庄子卒于此后，则《管仲》的年代下限接近于庄子卒年。竹简经过抄写、流传，其篇章的形成、写定时间当更早。因此，不管对《庄子》内外杂篇的年代有何种早晚判断^[8]，《管仲》的内容可能要早于《庄子》。然上述和《管仲》相近的论学与不学的言论，除了《老子》，《庄子》《荀子》的有关内容都可能要晚于《管仲》。这么说来，《管仲》中的这种思想，不管是不是前有传承，《庄子》《荀子》都有可能吸收了《管仲》的某些思想。而竹简是用楚文字所写，说明《管仲》流传到了楚地。可想而知，其他地方也有。若荀子思想真曾受其影响，则其没必要到稷下。

由清华简《管仲》、上博简《慎子曰恭俭》等篇章来看，当时思想、文本流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今人的预料。这一点或可以提示我们，稷下先生的作品，流传很快。这些先生各有门徒，思想各异，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稷下学派。那些托名管子所作，搜集、传播有关管子思想者，或许可以算作管子学派。但是这种学派，像其他的依托颣子书如托黄帝、伊尹等一样，可能并没有一个宗师或核心的人员存在，而是不同的人和团体都在讲。故即便有一些小团体可能流传有序，学派的名称也只能是指兴趣、宗旨相近意义上的学派，而不是学术师承渊源意义上的学派。^[9]今日流传下来的《管子》，可能就是收集这些不同托名管子的小团体的作品而成，故而内容庞杂。虽或可能存在部分和稷下先生相关的作品，但整个《管子》恐怕不能看作稷下学派的作品。

【注释】

[1]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20页。

[2]杜预注谓“大人患失而惑”是“患有学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估计是借用《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来讲说，恐非是。

[3]杨树达《论语疏证》指出《国语·晋语七》载司马侯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

[4]李锐：《“同文”分析法评析》，见《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中西书局2017年版。

[5]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载《文物》2009年第6期。

[6]李锐：《孟子见梁惠王年岁及相关诸子年代考》，载《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7年第四期。

[7]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41页。

[8]刘笑敢：《〈庄子〉内篇的年代》，见《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叔岷撰：《庄学管窥》，中华书局2007年版。李锐：《〈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问题》《再论〈庄子〉内外杂篇的问题》，并见《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中西书局2017年版。

[9]学派的区分，参见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