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幼官》和《三十时》的相似之处：源自阴阳五行家

《管子·幼官》和《三十时》中以四时历整合三十时之事发生于何时？成于何人之手？当然，二者成篇时间不同，很明显，《三十时》成文时间比《管子·幼官》晚，这从诸多方面可证：第一，《幼官》三十时只有“春”“秋”二字，《三十时》春、夏、秋、冬四时概念明显，且能通过天文观测取得准确的分至时间。第二，《三十时》“十二日一时，六日一节”，“时”下又分“节”，称“上六”“下六”，比《幼官》细化。第三，四时历与三十时的整合在《管子·幼官》中各自分离，并未融合为一体，而在《三十时》中已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第四，二者文风不同，《管子·幼官》三十时语言质朴简短，如“小卯，出耕”，“义气至，修门闾”，“小酉，薄百爵”等；而《三十时》内容丰富，有大量的农谚和物候知识，语言生动形象，如：“日未至，蝉鸣，旱；日已至，不鸣，水。”“桃李华，食榆荚。”“入之七日，西风始下叶。”“侯（候）燕始下，可以鼓舞。”“韭生，苍案（雁）夕鸣。可以远徙。”“鸟不执（鸷），木堇（槿）华，雡鸡鸣。”“青草戴露。”“鹊居巢，鸡居苹，君子登台，贱人……”^[22]另外《三十时》又多宜忌，充满神秘色彩，关注的重点是此一时内何事可做，何事不可做，违逆会带来什么灾祸，文中“可”“不可”“有忧”“有殃”之类的话俯拾皆是，如：“不可为百丈千丈、宫室。不可用入人之地，必破败，大将有央（殃）。”“用入人之地，至秋三月必破，上长有央（殃），不死必亡。”“为者必有死亡之罪。”“得人之一里，赏（偿）以十里，得人之将，赏（偿）以长子。”“适人之地，有忧。”“不可取妇，妇不生，唯（虽）生无子。”《三十时》牵于禁忌，使人拘而多畏，感觉非邹衍本人所作，而是后学中“拘者”为之。

《管子·幼官》和《三十时》虽然成篇时代有早晚，但面对的是共同的历法整合问题，《三十时》文中又多有“适人之国”之类的话，因此，笔者判断二者均应形成于周秦之际这一大的历法背景下，是以邹衍为代表的倡导“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阴阳五行家所为。

关于阴阳五行家的宗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分别概括为：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汉书·艺文志》）

顺应四时、法天而行是战国秦汉之际诸子百家的共识，《庄子·说剑》有：“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荀子·天论》载：“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月令》均以四时为框架构建全书或全篇的结构。《春秋繁露·四时之副》提出，王要法天而治，因为天有春、夏、秋、冬四时，所以王有庆、赏、罚、刑四政。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阴阳家的职责就是敬授民时，所以向民众宣告四时节令，以及劝导人们顺随四时的自然节律，正是阴阳家的思想主旨。邹衍为了宣传四时教令，特意创造了歌、舞、诗一体的乐歌《迎四时》，歌词被保存在《汉书·礼乐志》中，即十九首郊祀歌中的《青阳》《朱明》《西》《玄冥》。班固在这四首歌后明确标注“邹子乐”三字，说明是邹衍创作。汉武帝时，《迎四时》乐歌被用作天子郊祭礼之乐，成为王礼的一部分，收于儒家经典《礼记·月令》。在四时历与五行历两套历法整合的时期，《迎四时》乐歌助推了四时历的最终确定。^[23]

阴阳五行家，名为“五行”家，推行的却是四时历，那么又何以被称为“五行”家呢？天道五行源自上古知识，非阴阳五行家所发明创造，阴阳五行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对前人五行遗产的继承，而是对其改造和创新。改造就是把五行历改造为四时历，或融入四时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银雀山汉简《四时令》对《管子·五行》的改造。《管子·五行》是把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的五行历，银雀山汉简《四时令》把此篇内容整合进了四时历。二者的内容对比可列表如下：

表二　银雀山汉简《四时令》与《管子·五行》文本对照表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2010年版，第224～226页。
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65～881页。
③《管子·五行》之“内御”当从简文读“入御”，即入仕之意。尹知章注“内御”为“内侍之官”是错误的。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关于银雀山汉简《四时令》和《管子·五行》两篇文献的文字校证将另文探讨。

（续表）

银雀山汉简《四时令》全文有十一句话，其中十句可在《管子·五行》中找到对应之处，可证《四时令》确实就是对《管子·五行》的改造。在四时历与五行历的整合中，因为春、夏、秋、冬四时分别与木、火、金、水构成固定搭配，所以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对土行如何处理。“□□□缓刑□，免罪人，为……□□，草木养长，五谷蘩（繁）实而英大矣”这句话，在《管子·五行》中属土行，遗憾的是，“由于竹简残缺，简文是否在夏秋之间分出代表土德的一段时间与四时并列，已不可知，简文此数句也可能就属于‘四月朔日……’一段”^[24]。如果我们从银雀山《四时令》中看不出邹衍对四时配五行矛盾的处理方法，那么，传世文献可证邹衍创造了“季夏”这一概念，使土行在时间上有了落实：《周礼·夏官·司爟》载有“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一句，郑玄注引《邹子》佚文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在“变国火”的政令中，“季夏”与春、夏、秋、冬四时并列，成为单独的一个时段，“季夏”这一时段，纯粹是邹衍站在四时历的立场，为了最大限度地继承和保留五行历而设立的。此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皆承袭了“季夏”这一概念。邹衍尽管用设置“季夏”这一方法来为“土德”落实了具体时间，但季夏是从四季之一的夏季中分出来的，并未破坏四时这一自然铁律，是在遵守“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原则下对上古五行理论的继承。

阴阳五行家的创新表现在，在四时十二月为框架的月令文献中，把自然之“五行”发展为人文之“五德”和“五令”。如《礼记·月令》记载：“‘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其他夏、季夏、秋、冬时段的盛德分别在火、土、金、水，君主也要发布与此盛德相应的政令。银雀山汉简有《五令》，是阴阳五行家为帝王总结出的与自然节律相配合的五种施政纲领，即德令、义令、惠令、威令、罚令。邹衍在“五德”思想形成的基础上，又变历法中五行的“相生”关系为“相胜”关系，把一年四季的小循环推广到朝代更替的历史大循环，创造了“五德终始说”，目的是希冀执政者“尚德”，其思想宗旨归于儒家的仁义节俭。由天文历法领域中的五行，到帝王主体修养之“五德”，以及帝王施政宗旨之“五令”，阴阳五行家成功地把“五行”概念由探讨自然规律引向聚焦人类政治治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领域。

还有一个问题，五行历和四时历的整合何以发生在周秦之际？很简单，是社会形势的需要。战国末年，天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与政治形势相适应，学术思想上也呈现出百川归海之势。自西周初年诸侯分封之后，诸侯国各自为政，历法并不统一。且不论全国，仅齐地范围，既有四时历，也有五行历，四时主崇拜的琅琊地区实行的应是四时历，夏人后裔杞人所在的区域^[25]实行的应是五行历^[26]。所以整顿历法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是当时阴阳五行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时代任务。

综上所述，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和《管子·幼官》异同点各有三。相异之处：一是岁首不同；二是对一年中三十时之外剩余五六天的处理方式不同；三是两文中三十时与四时的关系不同。相同之处：一是皆以气断节；二是同属于四时五行历；三是皆成篇于周秦之际阴阳五行家之手，反映了文化大一统背景下历法整合的社会现实。

【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院十三五规划项目“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NO.TSQN20161024）的阶段性成果。

[2]陈乃华：《先秦阴阳学说初探——〈曹氏阴阳〉〈三十时〉的文献学价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马涛：《先秦“五行时令”探赜——论〈月令〉所言“中央土”》，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

[3]刘宁：《由上古历法推考〈管子〉之〈幼官〉与〈幼官图〉原貌》，载《管子学刊》2013年第3期。

[4]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见《陈久金天文学史自选集》，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367页。

[5]文本依据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7～157页。

[6]文本依据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223页。(www.xing528.com)

[7]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页。

[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9]〔清〕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附论语谶）》，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1～132页。

[10]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载《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11]池万兴：《〈管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60页。

[12]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117页。

[13]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5页。

[14]《管子》之《幼官》作“十二始节，赋事”，但《幼官图》作“十二始前节，第赋事”，时节名是“始节”还是“始前”，未能确定。

[15]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载《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07页。

[17]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117页。

[18]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19]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2010年版，第211～213页。

[20]汤因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空间只有以时间为基准才能考察和测定。相反，时间只有以空间为基准才能考察和测定。就是说，时间与空间，不管它是存在，还只是人的思考中错觉的范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29页。

[2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43页。

[22]此段引文依据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218页。

[23]参阅刘爱敏：《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与周秦之际的历法整合》，载《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

[24]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25]关于杞国在山东的区域，请参阅杨善群：《杞国都城迁徙与出土铜器考辨》，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钱益汇：《杞国都城迁徙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疏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赵兴彬：《论杞国在山东的八次迁徙》，载《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6]杞人继承的历法应是夏人历法《夏小正》，陈久金先生根据文中斗柄下指到斗柄上指中间相差五个月，以及最长日（夏至）到最长夜（冬至）也相差五个月等多项记载，认为《夏小正》是一年为十个月的纯太阳历，确实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