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目的论与人性的善性

荀子的人性结构论，既突显了礼义、教化的必要性，亦蕴含了人达于“善”的可能性。《荀子·性恶》讲“涂之人可以为禹”，“涂之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就表明了“善”的可能性。不过，仅此两点，还不足以保证荀子学说在理论上的自洽性。

黑格尔把哲学的逻辑系统理解为一个由开端展开“转变成为终点”并重新回到开端，“自己返回到自己的圆圈”。真正的哲学，必须要达到这种“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的自足性。^[9]海德格尔主张，对存在的理解要求我们以适当的方式进入一种解释学的循环，亦提示了这一点。荀子似乎也具有这样的理论自觉。《荀子·王制》曾提出有一个首尾闭合的理论的圆环：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

在荀子看来，人的存在及其伦理体系，应是一个终、始相扣的自足自洽的系统。荀子所建构的这个以“君子”为中心的理论圆环，在形式上当然是终、始衔接的。不过，从内容上看，此系统之终、始相扣的自足性，尚需作进一步说明。

依照前述荀子的人性结构论，人的实存、情欲，虽必受制于人心之“所可”“所是”，然“可”“是”的内容须由“伪”的实存过程来规定。故人性结构本身，尚存在向着“善、恶”两端开放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个理论圆环，尚未自成一个终、始衔接密合、“自己满足自己”的系统。为确保“天地生君子”或“善”这一理论圆环的必然性，荀子选择了一种目的论的进路，其所理解的人的“善”性，由此可以称作一种“目的论的善性”。

荀子特重“类”这一概念。《荀子·劝学》：“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大略》：“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荀子·非相》：“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是言“类”乃宇宙万有之存在方式。故“伦类以为理”（《荀子·臣道》），“类不悖，虽久同理”，事物之理，即物“类”之理，故须就事物之“类”把握其内在的道理。这样，此“类”性之“理”，便成为事物存在的内在原因及其发展、趋赴之目的。就此而言，荀子所理解的“目的”，颇与西方的内在目的论学说相类。

人作为一个“类”，亦具有其内在的理或道。《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是言人作为一个“类”，异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在于所具有的群、分、礼、义的伦理规定。此即“人道”或“人之道”。《荀子·儒效》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人之所以道”，对于荀子来说，就是“礼义”。故《荀子·礼论》说：“礼者，人道之极也。”“人道之极”，即言“礼义”作为人这个“类”的“道”，同时亦标明了人所趋赴的终极或最高目的。

孔子的学说，为“仁智”统一的平衡系统。孟、荀皆认可这一点。^[10]思孟一系，乃内转而略偏重“仁”或人的情志，以智思为依情而发用的自觉作用，故注重体证性的内省反思。荀子则略重“知”或“智”。如《荀子·儒效》说：“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荀子·解蔽》：“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荀子·儒效》：“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荀子·性恶》：“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是皆以“知之”为“圣人”“大儒”的最高境界。可见，重“知”是荀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这个“知”的内容，当然就是礼义或“统类之道”。对“知”或“智”的偏重，使得荀子的学说具有一种趋向于“辨合、符验”的现实指向性。^[11]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荀子之重“知”，是在肯认仲尼、子弓“仁智”统一的思想结构的前提下对“知”的强调，故此“知”，仍是以“仁”为内容规定的自觉，而非单纯向外的认知。因而，此“知”具有自身的限度，排除了向“非道”任意开放的可能性。《荀子·解蔽》说：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

又《荀子·正名》说：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者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哉？

这两段论述很好地标明了“知”或“智”之限度及其终极目的或指向性。(www.xing528.com)

《荀子·解蔽》此语，指出了学之所“止”及其限度、终极指向。人心向外的认知，必基于其存在与德性的实现，如此方能获得自身肯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学也者，固学止之也”就指出了这一点。“至足”“两尽”“为天下极”，即学之所“止”的终极目的。为学之终极目的，包括“尽伦”和“尽制”。尽伦，是内在性的道德或伦理目的；尽制，是落实于实存表现之政治或制度目的。“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是言此两者的统一，构成了人的存在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这个终极目的之人格表现就是圣、王。

《荀子·正名》此语乃回归前述人性“从心之所可”的结构，以标识“所可”“所知”的目的性指向。“凡人莫不从其所可”，是强调人的情欲要求从心“所知”“所可”之抉择定向，而获得其实现原则与途径的必然性。这与禽兽之欲由诸本能的直接性有本质区别。从人性结构本身的可能性而言，“可”包含着向善与向恶两个向度。如《荀子·解蔽》说：“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心是否“可道”，即选择“道”作为情欲实现之原则，关键在于其能否“知道”。人选择“非道”作为自身生命实现之原则而流为“恶”，乃源于“不知道”。而从人的存在“类”性之理、道所规定的终极目的而言，人心必然趋向于由“知道”而“可道”，从而实现“正理平治”之“善”。“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譬如人之“欲南”而“恶北”，终必将取夫向南而非向北。

荀子推重仲尼、子弓，认为孔子之学“仁知且不蔽”，论心知，亦以“仁智”合一为前提。故其学虽偏重于“知”或“智”，然其所言“知”，仍是一种知情本原一体的体证之“知”。《荀子·解蔽》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

又：

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

又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以论心知，云：

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荀子把人理解为一个形、神合一的存在整体，“心”为其最终主宰。“心”的功能包括本原一体而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形之君”“神明之主”。“形之君”，言“心”为人行之主宰；“神明之主”，言“心”为人的精神活动之主体。“心”虽涵容广大，却表现为一种统一性的精神活动（“其情之至也不贰”）。“心”之主宰作用，乃“出令而无所受令”，自我决定而非由乎他力的精神活动。“知”，乃表现为一种知行本原性合一的体证性自觉。

“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即把“知道”理解为一种知、行内在合一的体证性之知。如前所述，荀子以“知”来标识圣人大儒的精神境界。但这“知”，是包涵着践行体证的“知”，非一般的对象性认知之“知”。《荀子·儒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此“明”，亦可谓“清明”或“大清明”，即圣人大儒知通统类、道心精微、无物不照、从容中道、当理之自由的境界，《荀子·解蔽》谓此“治心之道”，从荀子对“心”作为本原合一之主宰的理解看，此“明”或“大清明”，亦可看作是“治心”所复归和实现的心之本然。此即人能“知道”之逻辑与存在性的根据。凡圣同类，禹桀不异。故此亦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荀子·性恶》）之逻辑与存在性的根据。

综上可见，仅从“从心之所可”的人性结构论向着“伪”的实存过程之开放性而言，荀子所建构的理论圆环，在“天地生君子”这一环上有缺口而不能自圆之处。荀子在目的论这一论域中，则又指出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之“知道”和趋向于“善”的可能性、终极指向性。这在逻辑上避免了人类存在对于“恶”的无限制的开放性，而将之收归于那个终始无端的圆环，复成一自足的系统。尽管现实中仍会存在“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的众人，但在人类存在的整体性上，“天地生君子”这一善性指向，由此获得了其自身的逻辑必然性。同时，“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的不同层级之众人的存在，亦保持了荀子所倡导的礼义教化的必要性这一理论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