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节所述前贤之说，可以将宋子一派的学说体系描述如下：该派认为要达到“天下安宁”，除了列国要“禁攻寝兵”，还需以“心术”作为改革社会之道。宋子的“心术”是以“白心”为个人修身之境界，以“去囿”为治心的方法，而去囿的主要内涵在“人之情欲寡”及“见侮不辱”。宋子后学或受尹文、慎到影响，亦有“正名”（远绍孔子）及“静因之道”（承自老子）的主张。兹将上述要点略加说明：
1.心术及白心：宋钘重视心的作用及地位，以“心术”为其理论主轴。所谓“心术”即“心之行”。《管子·心术上》经文开篇便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庄子·天下》亦点出宋子之学的要旨在于“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庄子·天下》又谓宋子一派“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白心即彰明其心，使心恢复本然澄澈的状态。《管子·白心》更以此为主旨，除以隐语论心为人身之主宰，更呼吁人们通过审慎的观察，去除外在事物对心的干扰，如云：“人言善亦勿听，人言恶亦勿听。持而待之，空然勿两之，淑然自清，无以旁言为事成。察而征之无听辩，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白心”可视为宋钘学派追求之境界，其功夫则在别囿。
2.去囿[38]：《庄子·天下》谓宋子“接万物以别宥为始”，所谓“别宥”即去囿，其内涵包括“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定乎内外之分”，即将外在的荣辱及多余的物欲视为人心之囿限，别而去之，维持心之洁白。《管子·心术上》经文云：“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絜，神乃留处。”又云：“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皆合于别囿之旨。此外，《吕氏春秋·去尤》说：“所以尤（囿）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将人之蔽囿归结为心中之喜恶，既有喜恶，则外有所重，而“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同书《去宥》也说：“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3.情欲寡浅：宋钘主张“以情欲寡浅为内”“请欲置之以为主”，又说：“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庄子·天下》）宋子倡“情欲寡”乃认为人心的欲望本来不多，却自以为本性多欲，如此只会徒增烦扰及纷争。
4.见侮不辱：宋钘特别强调对“荣辱”观念的破除，缘于民间的私斗往往因为言行的侮辱而生。以宋子来看，世俗所谓“荣辱”，不过是一种思想上的拘束，应当打破，所以他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荣辱之囿既破，则可使民无斗。此外，《庄子·逍遥游》谓宋子“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即将世俗之非誉荣辱置之度外。葛瑞汉认为：“‘见侮不辱’的趣味在于它引起一个问题，个人的自我评价能否完全独立于他人的好恶；宋钘和庄子主张它能够独立而且应该独立。”[39]
5.正名：战国竹书《彭祖》如前所述，为宋子一派作品，篇中倡导等级名分乃人之纲纪，必须遵守，简文说：“父子兄弟，五纪毕周，虽贫必攸；五纪不正，虽富必失。”《管子·心术上》也强调：“君臣父子人闲之事谓之义。”解文谓“义”为“各处其宜”。此主张表现出宋钘兼容儒家学说的一面。宋派上承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之正名观，主张：“正名自治，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子·白心》）“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管子·心术上》）
6.静因之道：《管子·心术上》由虚静推出静因之道，可能为宋子一派对《老子》虚静无为说的发展。所谓“静因之道”即：“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需要指出的是，《管子·心术上》经文虽初步提出“因”“应”之观念，但全篇所重仍在“虚”“静”，解文则受慎到一派影响，大谈因循之论。此外，《管子·白心》云：“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亦合于静因之说。
上述宋钘学说之“去囿”“情欲寡浅”“静因之道”，可视为《老子》之学的进一步发展[40]；“正名”受儒家影响，“心术”说则更受子思学派之沾溉；“禁攻寝兵”虽受墨家影响，但立论基础不同。综合来看，宋钘学说融合道、儒、墨，而以《老子》学为其根底。若以汉人学术流派之划分，其思想当归入道家；《汉书·艺文志》将之划入小说家，主要着眼于立论形式。[41]
【注释】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36页。
[2]笔者认为，宋子并非墨徒，宋钘对墨学的接受主要在救世精神和寝兵主张，其学说的基础乃老子之学。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246，252～258页。
[3]按，《汉书·艺文志》载“《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其言黄老意。”是仍承认其为黄老道家。
[4]《宋子》书在《隋书·经籍志》已无著录，盖亡于汉魏六朝之际。
[5]林志鹏：《战国诸子评述辑证——以〈庄子·天下〉为主要线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101页。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7]关于宋子学派著作的研究概况，参考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揣松森：《〈宋子〉研究综述》，载《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8]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70页。
[9]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179页。
[10]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129页。
[11]钱穆：《庄老通辨·释道家精神义》说：“或以《白心篇》与《心术》《内业》齐称并举，则非其伦也。大抵《内业》最粹美，《心术》上下次之，而《白心》最下。”以思想的精深程度来说，《内业》诚为上述《管子》四篇之冠，可视为战国时期黄老道家修身论的典范之作。
[12]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华正书局1988年版，第690页；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0页。
[13]顾颉刚在《史林杂识初编·宋钘书入小说家》留意到两篇体制略有差异，他说：“《去尤篇》，末云：‘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此两事皆见《先识览·去宥篇》，一若《去宥》为《去尤》之传者。”按，从体例上看，二篇当如顾氏所言，原本有经、说之别，其形式如《韩非子·内储说》《韩非子·外储说》，但编入《吕氏春秋》时割裂为二，内容亦可能经过删改。
[14]周凤五：《上海博物馆楚竹书〈彭祖〉重探》，见《庆祝钱存训教授九五华诞学术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南山论学集——钱存训先生九五生日纪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5页。
[15]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80页。
[16]周凤五先生指出：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等八篇的写作，直接间接都与子思有关，内容也都是子思的生平或学术思想的记录与阐述。……上述八篇似乎可以汇为一编，且很可能就是传自先秦、北宋以后日渐散佚的《子思子》的主体”。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类似看法又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见《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7]刘节：《〈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见曾宪礼编《刘节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209页；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7～572页。(www.xing528.com)
[18]或仍持旧说，主张诸篇为宋钘、尹文一派作品，如杜国庠、李学勤、金德建等；或认为田骈、慎到所作，如朱伯崑、裘锡圭、吴光（前二者后来放弃此说）；多数学者则搁置学派归属的讨论，笼统地认为《心术》等篇为“稷下黄老道家”著作。
[19]郭说的主要依据为《庄子·天下》将二子合论。白奚先生《稷下学研究》认为宋钘、尹文的学说差异较大，当别而视之，其说是。
[20]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1页。
[21]刘咸炘：《子疏定本》，见《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22]见该篇竹书简5“五纪必（毕）周，虽贫必攸；五纪不正，虽福（富）必失”，“五纪”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
[23]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570页。
[24]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9页。
[25]按，刘氏下文引《天下》以禁攻寝兵和救世精神为宋派承自墨学处。
[26]刘节：《〈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见曾宪礼编《刘节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194页。
[27]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269页。
[28]子思与墨子的年世约数从钱穆说，参考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9～90，172～176，616页。
[29]宋钘的年世约数从顾实说，参考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8页。
[30]关于《庄子天下》二句的解释，参考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8页。
[31]按，即“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
[32]［英］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16页。
[33]［美］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按，所谓“内在超脱的态度”，即《庄子·逍遥游》所述宋荣子（即宋钘）“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
[34]史华兹所谓“工具性的道家学说”，即顾立雅所称“目的性的道家学说”，指申不害、慎到等具有道、法融合色彩的学说。
[35]按，从《尹文子》“田子读书”章可以看出宋子在政治上仍重人治，此点与田骈、慎到“以法齐物”、主张法治的立场迥异。林志鹏：《战国诸子评述辑证——以〈庄子·天下〉为主要线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9页。
[36]［美］史华兹：《黄老学说：宋钘和慎到论评》，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引自文前摘要）。
[37]［美］史华兹：《黄老学说：宋钘和慎到论评》，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133页。
[38]在宋钘之后，战国诸子围绕“去囿”，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参考林志鹏：《战国诸子的“别囿”观》，载《中国文化》2016年第2期。
[39]［英］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40]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245页。
[41]林志鹏：《宋钘学派遗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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