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刘节、郭沫若对宋钘一派的学说面貌已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7]，其所据材料除了传世文献中对宋子言行的记载，还包括他们所认定的宋钘学派遗篇，即《管子》之《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等篇。20世纪70年代后，学者对上述《管子》四篇的学派归属有较大争论[18]，也因此对刘、郭之说持保留态度。在海外汉学家方面，史华兹和葛瑞汉对宋钘的思想颇有研究，他们主要根据传世典籍中所见宋子评述资料，态度较为谨慎，也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兹引录四家之说，间下己意，以作为复原宋子学说体系的铺垫。
郭沫若将“宋钘、尹文”视为一派[19]，他根据传世文献中对二子的评述资料指出：
我们可以知道宋派学说的大概。它主要在谈心与情，心欲其无拘束，情欲其寡浅，本“黄老意”，是道家的一派。主张见侮不辱，禁攻寝兵，因而也颇接近墨子，故荀卿以“墨翟、宋钘”为类。也谈名理，但不主张苟察，而且反对苟察，虽然与惠施、公孙龙异撰，但因谈名理，故亦被归为名家。孟子、荀子都尊敬宋钘，而且都受了他的影响，可见和儒家的关系也并不很坏。[20]
郭氏将宋钘思想的主轴定为“心、情”之学，大致不误。宋子主张“见侮不辱”“禁攻寝兵”，表面上虽与墨子接近，但其立说基础迥异，刘咸炘就认为，墨子之说以兼爱为本，以实利为主；宋、尹之说则以人情为本。刘氏说：“宋、尹曰‘以此白心’，而墨则曰‘备世之急’，此则异矣。其同者，其形迹也；不同者，所持之故与其说之柢也。”[21]前引郭说认为宋子“也谈名理”，这主要是尹文的学说特色，宋子一派或受儒家“正名”之影响，也有类似的主张（如上博竹书《彭祖》有“正五纪”说[22]）。
关于宋钘与儒家的关系，郭沫若进一步根据《管子·心术》等篇认为宋、尹“采取道家的立场而却与儒墨旁通……合乎儒家的地方，则是他们并不非毁仁义礼乐（按，引《管子·心术上》《管子·内业》为证）”，“宋钘这一派，无疑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而它的主要动向是在调和儒墨的”[23]。在讨论《管子·白心》时，郭氏留意到该篇对于“中”的观念特别强调，他敏锐地指出《管子·内业》《管子·白心》的“中”字都是内心的意思，认为“这似乎又是受了‘皇子贵衷’，‘子莫执中’或子思的中庸之类的影响”[24]。按，其拈出孔伋作为宋子“心学”的可能来源，值得重视。
刘节将宋钘学说的来源推至孔、墨，他说：
孔子是以“仁”说德……孔子之后，对于心的研究越加普遍与深刻。其代表的人物是孟子与宋钘。另外一派，是想设法取孔子说“仁”的精神而代以“兼爱”，专向客观社会方面发展的，是墨翟。可是宋钘的思想，是间于墨学与孟学之间的。[25]……一方面同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说极相接近。《天下篇》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宋钘一派确是兼有孔学、墨学之长，也可以说真正调和孔、墨两家学说的，唯有宋钘一个人。[26]
刘节将宋子之学置于战国时期心性之学发展的历程中观察，指出其与孟子“养心”之说相近，颇具启发性。宋、孟之心学往上推溯，其共同来源疑为子思。[27]孔伋（前483—前402）与墨翟（前480—390）并世为战国早期儒、墨二派大师[28]，宋钘之年世（前382—前305）晚于二子[29]，受两派显学之影响，其所调和之对象，准确地说当是“（子）思、墨（翟）”之学。
从郭、刘二氏的讨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宋钘之学作为稷下道家之先驱，具有融通儒、墨的特色，其思想以《庄子·天下》所称“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的“心术”说作为主轴。[30]对于宋子的心学，葛瑞汉、史华兹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葛瑞汉注意到宋钘对于“心之行”的强调具有建立“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他说：(www.xing528.com)
宋钘有别于墨家的地方在于提出一个实行改革的新处方，通过意识到观点狭隘（别宥）来改变人的内心世界（inner man），从他人的判断祛除自负自大，以及认识到人把本来不多的基本需要人为地膨胀了[31]。孔子和墨子把“行”理解为社会行为，宋钘强调注意“心之行”。……他在转向专注内心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32]
《庄子·天下》说宋钘“接万物以别宥（囿）为始”，葛氏指出宋子提出“别囿”说的目的在改变人心，其说是。宋子的“别囿”即去除外在的物欲及世俗观念对人的局限，试图恢复人心的澄澈状态（即“白心”）。
另一位汉学家史华兹认为宋钘的道家色彩体现在“内在超脱的态度”[33]。在一篇合论宋钘与慎到的文章中，史华兹又提出宋子之学略有“工具性道家学说”[34]的色彩。他说：
通常被认为是具有道法结合思想的宋钘和慎到[35]，他们身上的道家思想因素虽然在精神独立和内在超然方面呈现出鲜明的老庄特色，实质上却是他们用来实现社会改良的工具。宋钘、慎到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道”，而是“道”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体现；他们对“道”的追求包括了以平静超脱的内心状态去实现自己积极的社会理想。[36]
宋钘的淑世精神虽受到墨子的影响，但其改造社会之道并非如墨徒般“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亦非如慎到等道法家注重“法”的优先性，而是具有内在精神革新的意义。史华兹在文中讨论《孟子·告子下》宋钘与孟子遇于石丘章，提出如下观察：
在与孟子的一次邂逅中，我们看到他奔波于秦楚之间，劝说统治者不要发动战争。当孟子问及他有何论据时，他回答说要以“言其不利”（《孟子·告子下》）来说服他们。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墨家模式的积极分子，实际上是一种在墨子身上也看不到的激进的新模式的迹象。宋钘准备越过政治机构而直接呼吁人民“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庄子·天下》）……（道家思想在其身上的体现）似乎是他们内心生活自由和保护心灵不受流行于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中之虚假的善恶观念所干扰的真切感受。他们如果是墨家，就会感到墨子对于人们内在精神状态的严重忽视可能是他世界观中的缺陷之一。……他们忍受着人们的凌辱和污蔑，因为他们从心里明白，这些侮辱并不能伤害他们真正的尊严。儒家的君子达不到这种平静，他必定在意自己人格的受辱，因为礼的整个结构都依赖于对君子尊严的维护。……宋钘则可以避开一切怨仇和争执，因而，就其内心之不受外界干扰而言，他的确具有老庄式发自心底的精神独立。
而这种内心的平静，非但不妨碍他处世的积极，反倒使他更加坚定。他在内心的平静、满足与为了人类幸福的不倦努力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他对于人的“人之情欲也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的坚信，与墨子认为人们处在“自然状态”下，死守着自身利益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信念鼓励着他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说教来打动人们。[37]
此处所论颇能见宋子之学与儒、墨之分野，如果我们对比三家宗师之教，孔子以诗书礼乐之“文”和“仁德”授徒，墨子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教导世人要“泛爱兼利”，宋钘则强调以“心术”（去囿、白心）上说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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