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大系统，内含诸多具体政治制度的创立。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创立宰相制度。
在我国古代，伴随着君主制的问世，如影随形般地产生了宰相。因为政治是对国家的管理，对万民的统治，事繁任重，需日理万机。这众多的事务如果仅凭君主一人之智、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的；如果使最大多数或全体国民都直接地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国家，在古代的中国亦不可能。实际上负责处理国事者必是少数人员，最主要的也就是几位核心成员，他们像君主的左膀右臂。这少数的人或被称为宰，或被称为相，或被合称为宰相。
据史载，黄帝时曾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唐虞之世，曾设置百揆总理国家事务；夏朝曾设置六卿；殷朝曾设置六太；周朝曾设置三公，颇似后世的宰相之职。然而，真正的宰相制度形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为管仲创立。正如左言东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所说：“齐桓公任用了出身低贱并且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总理国政，权力在高子、国子之上。这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开始。”[1]
桓管时期，去古未远，原始民主的遗风所存颇多，君主专制尚浅，所以在当时的齐国，宰相位高权重，主要有以下职责：
总揽枢要。宰相上承君令，下统群臣，为百官之长。
制定行政法规。当国家行政法规颁布以后，宰相有权制定行政法规，以保证行政法规的贯彻与落实。
享有军权。宰相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管仲就是集相权与军权于一身的典型代表。
享有外交权。宰相既可以代君主参与会盟，也可以随君主或单独出使别国。
正是由于创立了这一制度，才使管仲的才能得以尽情发挥，从而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
其二，创立中央“五官”制度。
在中央官制的改革方面，管仲遵循继承、创新的原则，在保留命卿、史官系统和宫廷官系统的同时，创立了“五官”。
据史载，黄帝时设五行之官，可见五官之说是相当古老的。然而，管仲创立的“五官”制度并非对古代“五官”名称的简单承袭，而是在权力分化让渡、损益扬弃、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使之不断具体、充实、完善和规范，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富有特色的职官制度。它是齐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时，齐国所设的五官是：
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名为“大司理”，宾胥无、弦子旗曾任此官。
主管经济的最高长官，名为“大司田”，宁戚任之。
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名为“大行”，隰朋任之。
主管进谏、咨议的最高长官，名为“大谏”，鲍叔牙、东郭牙曾任此官。(www.xing528.com)
“五官”各负其责，隶属宰相，构成了宰相责任制下的“五官”制系统。
“五官”制的创立，使各项具体工作职责分明，使国家的各项事务清晰而不庞杂，提高了办事效率，防止了人浮于事的不良现象，同时也是政令推行的重要保证。
其三，创立地方“国”“鄙”行政制度。
在地方上，管仲创立了“国”“鄙”并行的两套行政系统。据《国语·齐语》记载：桓管时期，齐国先后实施了“叁其国”和“伍其鄙”的行政区划。也就是说，首先从整体上将全国划分为两部分，即“国”（国都）和“鄙”（国都以外的广大农村）。然后把国都分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谓之“叁其国”；把农村分作五部分进行管理，谓之“伍其鄙”。
国都内的行政区划分为轨、里、连、乡四级行政单位。具体说来是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分别由轨长、里司、连长、乡良人（或乡大夫）负责。在国都内，把国政分为三项，确立三官的制度。官吏中设立三宰，即三卿，掌管群臣；工匠设立三族，市井设立三乡，掌管工、商业；另外还设立三虞的官职，专掌川泽水产；设立三衡的官职，管理山林的有关事务。
国都以外的农村地区，分为五个属。其行政区划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具体地说就是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属大夫直接对宰相和君主负责。
对此，《管子·小匡》载：“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泆者。’”
其四，创立“三选”制度。
西周时期实行的是以宗法为原则的世卿世禄制度。进入春秋之后，这一世官制度已不完全适应齐国政治的需要了。在这一背景下，管仲创立了“匹夫有善，可得而举”的选官制度。
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乡大夫有荐举贤才的职责：“有居处好学，兹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其具体做法是：乡长推荐人才，长官考评，齐桓公亲自策问，然后任用，称为“三选”之法。地方官吏如果埋没压制人才，就以“蔽贤”“蔽明”罪论处。
如果说《国语》还是对“三选”制度的理论概括的话，那么《管子》则有其具体操作的记述。《管子·大匡》记载：“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
管仲所创立的“匹夫有善，可得而举”的选官制度，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和用人唯亲的陈规。下层的士人有善行或治国才能者，便可被授任官职。如管仲拔宁戚于饭（喂）牛之中，就是一例。授官以能、授爵以功、循名责实、赏罚分明的用人政策，开辟了下层人士参加政治的渠道。
其五，创立监督监察制度。
为了保证政令的顺利推行和督促官吏尽职尽责，管仲还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监察制度，那就是在中央设“五横”，地方设“吏啬夫”等官，以司监督监察官吏之职。
横，同衡，为纠察之官。管仲针对“五官”，设立了“五横”，使五官各有其“横”，即受到督察。
在地方上，则设立“吏啬夫”，以督察地方官吏的所作所为，严防他们违法行政。
监督监察制度的建立，目的是督察各级各类官吏，以保证他们依法行政，按章办事，不能胡作乱为。其监督的主要内容有：国事、政事和讼事。
与监督监察制度相联系，管仲还创立了对官吏的考核和赏罚制度。只有对官吏的政绩按规定进行考核，赏优罚劣，才能褒奖清官循吏的嘉行，规范贪官污吏的劣迹，从而使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当时，齐国有一年两次的“校官”（即考核）制度。如《管子·立政》所说：“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管子·小匡》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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