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优化探究

姜太公是我国上古时期思想解放的杰出政治家。殷商是一个被神权支配的社会，殷人率民以敬神，上起王公、下至百姓，无不信神、敬神。在殷人眼中，王权是神授的，整个社会都受神的主宰，因而殷人的一切活动都要首先询问神的旨意。该时期留下来的大量龟甲卜辞就是有力证据。然而，姜太公反其道而行之。据史载，周武王伐纣，卜筮曰逆，占曰大凶。姜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论衡·卜筮》）这对于笃信天命，动辄听命于鬼神的时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姜太公以其超人的坚毅，果敢地稳定了军心，最终赢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姜太公的这种坚毅、果敢来源于他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成果是理论的创新。姜太公的理论创新与创新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诸项：

其一，“天下为公”理论的提出。自启之后，我国历史上便开始了王位世袭制。大致说来，夏朝基本上推行“父死子继”，商朝基本上推行“兄终弟及”，而周朝推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从此，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了。家天下和私天下是一回事，私天下的意思就是把天下当成自己或者自己家族的私人物品，本质上仍然是家天下。《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有言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揭示的就是私天下的本质。

私天下与公天下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天下观。《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此之“大同之世”即公天下之世，“小康”则指私王下之世。其实，“天下为公”的理论早在殷末周初就已经产生，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姜太公。对此，《六韬·文韬·文师》载：“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一理论的提出足见姜太公的非凡智慧和超人勇气。(www.xing528.com)

其二，“修道爱民”理论的提出。

殷商是一个神权和王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当时的人们无不认为王权神授，君临天下，百姓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的尊严，只能为社会提供产品而不占有任何产品，只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能拥有财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姜太公创造性地提出了“修道爱民”的理论。对此，贾谊在《新书·修政语下》载：“师尚父曰：‘吾闻之于政也，曰：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那么“万世之宝”的道是什么呢？姜太公认为是“爱民”。对此，《说苑·政理》载：“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同篇又载：“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几百年后，管仲如是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两者相较，姜太公的爱民、富民、利民的治国平天下理论与管仲的“从其四欲”如出一辙。可以说姜太公的“爱民之道”开启了管仲“以人为本”思想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