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帛书”的第三篇为《称》，该篇讨论的是如何称量、权衡事物到恰如其分的问题。而其背后有一套以变化生成为本，特别重视事物的阴阳辩证性转化关系的世界观。唐兰最早指出：“第三篇《称》，主要讲的是朴素的辩证法。”[46]陈鼓应则指出：“本经主旨就是通过对阴阳、雌雄（节）、动静、取予、屈伸、隐显、实华、强弱、卑高等等矛盾对立转化关系的论述，为人们权衡选择出最正确、最得体、最有效的治国修身的方案。篇终整整一大段专论阴阳，初步建立了阴阳体系的框架，为后世阴阳五行学说理论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47]这进一步显示出“黄老帛书”背后的理路是自然变化之理，而且是一种内含阴阳变化，类似于易道之理，并可能开启了《易传》的思想。
《称》开篇说：物要来，是指天地将要生出物的状态，其形必先之，由此而定事物之名。过程中绝不能以己意扰害之，否则失真害道。“环□伤威，
（弛）欲伤法，无隋（随）伤道。”意指如果乱刑则伤威，放纵欲望则伤法，不随之则伤道。如果这样，“有身弗能葆（保），何国能守？”这是说天地造化有其自然的理路，不明知循之，则不能保身，不能守国，这番说法意旨深远。这种确立形名的方式，也属于自然理法。
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物将来，其刑（形）先之。建以其刑（形），名以其名。其言胃（谓）何？环□伤威，
（弛）欲伤法，无隋（随）
伤道。数举参（三）者，有身弗能葆（保），何国能守？[48]“道无始而有应”，所以事物还没来的时候，要以无待之，才能不以己意扰害之。事物来时，则当顺之、如之，才能正确地认识它。这与老子说的“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是同样的道理。无时可观其妙，有时则要顺着事物观其所至。“有物将来，其刑（形）先之。建以其刑（形），名以其名。其言胃（谓）何？”《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天地大道生出万物，以德畜之，因物形之，因势成之。有
在自然理法的世界，时间或说“知时”，是最关键的因素：知时方知何时当言、当动，何时绝不当言、不当动。取予得当，可为圣王；不当，则流于四方，国亡身死。人的出入进退，完全要看时机。时机不到，则潜修其德；时机大至，则广施其德，而后功成身退，收踪敛迹。这既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也成为《易传》的重要内涵。“黄老帛书”中，“时”的概念凡65见，可见其重要性。既然强调因时变化，所以凡事必须注意其“时”与“位”。《称》说：
时若可行，亟应勿言；［时］若未可，涂其门，毋见其端。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圣］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时极未至，而隐于德；既得其极，远其德，浅［致］以力；既成其功，环还复其从，人莫能代。[49]
奇从奇，正从正。……首变者凶……圣人不为始，不剸（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50]
特殊的，便应照特殊的办理；常态的，便应照常态的办理。起头变革的凶险，圣人不起头，不执于己，不先预谋，不谋求索取，也不放过福祥，凡事顺着天然之则。从这些话来看，“黄老帛书”所说的，完全是自然理法，而非超越性的普遍法则，而且很可能由此下开《易传》中有关时位的阐释。
要掌握此种因时变化的自然理法，最重要的不是理性或逻辑，而是虚心感应，一种随着所处之不同，随时因应整体环境的动态感应。[51]《法经·道法》说：
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52]
《论六家要旨》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徒，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53]
正体现了这个意思。
然而不可过度强调黄老自然理法的因时变动性，在帛书当中，明显同时强调法、形、名、理等概念，从而赋予其特定的法度与理则性。上文“因天之则”紧接着说：
失其天者死，欺其主者死，翟其上者危。心之所欲则志归之，志之所欲则力归之。[54]
失其天、欺其主、翟其上，都会造成或死或危的问题，可见此名此理不可犯。黄老本天，重天道，所以首言“失其天者死”。秩序要从主、上建立，普遍用于人民。它与封建时代最大的差别在于，封建时代的一切理路是源自宗法扩大的家族伦理，但黄老与法家不看重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甚至也不是直接讲君臣，而是讲整个天下如何符合无所不在的天道，形成一种秩序。它所关心的是身与国，中间跳开了家，而儒家的根本是家。道家、黄老与法家的一大特色是始终倾向于先讲国、讲政教，接着强调一定要修身、修己，如此才能合于理想的政教。在此意义上，他们较儒家更接近现代性。
“黄老帛书”还特别提出一种符合天地自然四时之道的政教秩序。《经法·论约》说：
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55]……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失“则无”名。伓（倍）天之道，国乃无主。无主之国，逆顺相功（攻）。……不循天常，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养死伐生，命曰逆成。不有人僇（戮），必有天刑。
指出天地有道、四时有度、日月星辰有数，王者之行政必须遵行。此处所言，下开《吕览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一系列要求行政与人事必须与天道、时令严谨搭配的阴阳思想，影响极其宏大。[56]若论其实，《十二纪》《时则》《月令》的内容，不免推衍太过，“黄老帛书”中原本的理论，似乎更近于实际。“黄老帛书”的写法，表现了一种发现了天地、四时、日月星辰运行的自然法理的了悟与警觉，所以用之警惕国主，必须“循天常”、“节民力”、依四时而行政事，不可“养死伐生”，逆天而行，以遭“天刑”。这些话，到今天都非常有价值。
黄老思想特重阴阳，帛书《称》这一篇，特别以阴阳大义作结：
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娶）妇姓（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默）阴。予阳受阴。[57]
此处将天地、四时、昼夜、大小、轻重、主臣、男女、兄弟、父子、长少、上下、喜丧、贵贱、穷达、主客等一切常见事物都做了阴阳二分。[58]大抵以动者、有光热者为阳，以静者、暗或冷者为阴；以阳为主，以阴为从。这番思维充分为后世所继承。结尾处说：(www.xing528.com)
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59]
并重阴阳，而非崇阳黜阴，应归结于地道的雌柔不争。帛书尊“雌之节”，可见老子归本于清静雌柔之意，在积极进取之中，犹存清虚之旨。
在观察、权衡事物是否精密地符合名理以断其曲直的过程中，黄老学喜欢透过对各种矛盾对立关系的论述，教人们如何做出最佳的治国、修身的方案。如：
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
（霸）者臣，名臣也，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60]
同篇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然而此处力言师其臣、友其臣乃至宾其臣的重要性。这貌似是叙述君臣对立且有上下，其实是强调在上者当重其下，居阳位者当重其阴的关系。
此种辩证性思维也影响了韩非子与兵家：
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
刑与德正好相反对立，二者必须并重，因时而动，方能治天下。这个过程，是将原本浑沦的道，落实到具体事物上，观其理、知其名，然后定刑赏。能善用此对立的两者，方能应万事万变。兵家所谓“黄帝刑德，可以百胜”（见《尉缭子》），也正是这个道理。由此推广出去，乃有“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阴阳五行家所谓“刑杀”的说法。[61]乃至后世算命学中多讲刑杀、天刑、天德之种种，这都是受到了黄老思想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黄老所重视的“理”，也就是对于具体事物所内含的理路的认识。唐兰曾首先指出：“《老子》经常讲‘道’而不讲‘理’。这本《黄帝四经》却非常注重理。”[62]《经法》载：
物各〔合于道者〕，胃（谓）之理。理之所在，胃（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胃（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谓）之逆。[63]
大抵上，战国中后期以后讲理的人渐多，人们认识到理的问题。在中国先秦思想的发展道路上，早期偏重讲道，后期论理，这显示出政治社会文化本身及知识的复杂化，非常重要。在战国中后期，如庄子、荀子、韩非等人都重视理。由此可见，观察事物运作变化所不能不循的理路之需要渐趋重要，复杂的事理也愈趋明晰。上文所谓“物有不合于道者，胃（谓）之失理”，可见理出于道，是道的分化。
儒家本来不太讲“理”字，而是讲“道”，《论语》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的“道”是笼统广包而不宜具体地讲的。《老子》与《论语》不言“理”字，《庄子》言“天理”，“理”字仅一见。《孟子》言“理义”“条理”“理于口”，用“理”字计7次。“黄老帛书”篇幅有限，用“理”字计36次；《中庸》与《荀子》亦好用“理”字。“理”字大行于黄老，而后被《荀子》等儒家吸收。由此可证，很多现在认为是儒家的思想，包括《荀子》及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经典，其实往往来自诸子百家，而不是单纯地从原始儒家而来。黄老思想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64]
黄老重形、名、法又重理，同时深入研讨如何严密地符合名理的问题。《经法·名理》说：
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名□□循名厩（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
（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冬（终）始，是胃（谓）厩（究）理。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见正道循理，能与曲直，能与冬（终）始。故能循名厩（究）理。刑（形）名出声，声实调和。祸
废立，如景（影）之隋（随）形，如向（响）之隋（随）声，如衡之不臧（藏）重与轻。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65]
此节论经法，然名、理、道字反复出现，并以诸字循环互释，可见“循名厩（究）理”确实是关键，而法、名、理字均出于道。若能“循名厩（究）理”，则“如衡之不臧（藏）重与轻”，效果立现。
此处已论及权衡不失轻重，而《称》之一文，更重视权衡名理。唐兰曾指出：
《老子》讲的“道”，没有讲到“平衡”。古佚书四篇则说，“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胃（谓）失道”（六行）。“称”本来就是“秤”，是用来量轻重的工具，所以说“称以权衡”（四行）。“权”是秤锤，“衡”是秤杆，都借用来比喻事物的平衡。[66]
“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胃（谓）失道”，其意思极为重要。要以“权”“衡”“称”来称事物的斤两，使其分毫不差，否则就是失道。所谓：
故□□（览）今之曲直，审其名，以称断之。[67]
观事情的曲直，必须仔细衡量它是否符合其“名”。形名为万事万物之本，所以凡事都必须依其名义仔细称量，审视其是否符合，这与现代法律人所做的事情，颇为相像。《管子·心术》“法出乎权，权出乎道”，是对道生法的“申释”。[68]法来自权横事物的轻重，而权衡之术出于道。所以论法首重权衡与称，且必须分毫不差，这样才能体现自然的法度与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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