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装饰齐备的石刻马，被相关研究人员定名为“石刻战马”[5]，但笔者认为，它表现的战马特征不是很突出。确定一匹马是不是战马，不但只是“形”，而其“神”也很能证明。此马虽然也剪鬃、缚尾，并佩戴有辔头、缰绳、攀胸这些战马的行头，但从它的神态上看，缺少一种冲锋陷阵的精气神。“昭陵六骏”无疑是战马的代表作，除飒露紫因拔箭疗伤而低头垂尾外，其余均鬃毛竖起、尾巴高翘，威风凛凛，为奔腾跳跃殊死搏斗状；再细观六骏战马，朴素无华，无一例饰有杏叶。试想，如果给一匹驰骋沙场的战马饰上金、银杏叶，恐怕没等跑几步，这些精巧细致的垂饰就会掉入泥土中，所以战马身上一般是不可能挂杏叶的。那么，上述饰有杏叶的石马，会不会是仪仗队中的仗马呢？
郑仁泰亡于高宗时期，这时国家统一大业已完成，经济等各方面亦逐步恢复繁荣，人民生活远离战争，许多战马得以休养生息。马的主舞台也由战场逐步转向交通运输、娱乐等方面，承担起新的使命。这时，训练有素的仗马、舞马活动便盛行起来。顺应时势，该墓陪葬仗马理所应当。
实际上，墓葬中随葬之俑、马是象征墓主人生前之仪卫[6]。检《玄怪录》卷三“卢公焕”条云：“汉征南将军刘（忘名）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赦令护葬及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曰仪卫。”[7]
仗马，皇家仪仗队或者庆典时所用的马。装饰华丽，通常用于朝会、祀典、出巡等。也指门仗之马[8]。《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记载：“飞龙厩日以人马列宫门之外，号南衙立仗马。仗下，乃退。大陈设，则居乐悬之北，与象相次。”[9]《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公元779年8月25日），闲厩使奏：“置马随仗，当使准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仗下归厩去。”[10]故知“仗马”应该是列仗于官府衙门前。既然是在衙门官府前，就应装饰完备、华美体面。仗马不似战马，它是要性格温顺，听话守规矩。而这匹剪鬃石马看起来，正好是一副驯服机敏的姿态。
在唐乾陵的神道上排列有5对鞍鞯齐备的“石仗马及牵马人”。其马具、配饰与郑仁泰墓中的石马俑几乎一样，只是装饰略有不同。另郑仁泰墓石马俑比乾陵石仗马早约20年，其雕刻水平和体量远不及乾陵，但仗马的基本配饰变化不大，可能是因为体型小的原因，还多雕刻了一条石缰绳，而乾陵石仗马留有缰绳孔而未见缰绳，或许以前为皮革，或许只雕刻了绳孔，示意有缰绳罢了。另有专家通过唐永泰、懿德两墓出土数量较多的鎏金马饰和仗马相应配饰研究两墓存在“彩绘木仗马”[11]的可能。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石人的头部、嘴巴、衣褶之间，在石马的鞍鞯之上，都留有彩绘痕迹。据《唐郑仁泰发掘简报》[12]记载：“马体肥壮，鞍、鞯、辔、镫俱全，涂彩，剪鬃缚尾。”这说明这些石人、石马雕刻完成之后，再用以不同色彩的颜料描画，使人物、仗马形象更为鲜活、灵动，栩栩如生。
综上所述，该石人俑、石马应为墓室随葬品，胎质为石，圆雕工艺，身涂彩绘，马身佩饰齐备，神态性格温顺，别具风姿，应为“彩绘石人俑”和“彩绘石仗马俑”。对于石人俑是否与石仗马有必然联系，还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从造型上来看，此时的雕刻工艺和风格还存留有汉魏以来的风格，以一种简洁自然的刀法雕刻出静中寓动、朴实浑厚的人、马形象，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初唐石刻的进一步研究及官员的陪葬制度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
注释
[1]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17页。
[2]张志攀主编，胡元超著：《昭陵墓志通释》，第319页。(www.xing528.com)
[3]（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58页。
[4][12]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38页。
[5]张志攀主编：《昭陵博物馆》，西安出版社，2018年，第118、139页。
[6][8][10]沈睿文：《唐陵神道石刻意蕴》，《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第35、39页。
[7]（唐）牛僧孺、李复言撰：《玄怪录·续玄怪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81页。
[9]《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220页。
[11]侯晓斌：《唐永泰懿德两墓“彩绘木仗马”考析》，《文博》2015年第3期，第47页。
（刘群，昭陵博物馆，文博馆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