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工艺的交流与水门施工季节的选择

1.由南向北的传播

唐代开封水门的修筑在当时堪称一件大事。创修开封水门的董晋，前居相位时保守无为，上任汴州刺史伊始，除平息兵马使邓惟恭叛乱外，面对藩府日常的河朔风气，“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36]此时，开封城经前任刺史李勉修筑，已较牢固，依董晋的性格及藩府的时局，若不熟悉水门施工的工程程序、技术，不了解开设水门对经济发展、时局稳定的积极影响，不会轻易下决心更改城郭旧貌。我们可以从董晋事毕大肆庆功一点来推断：“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陇西公命作东西水门。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三日癸未，大合乐，设水嬉。会监军军司马宾佐僚属将校熊羆之士，肃四方之宾客以落之，士女和会。阗郭溢郛，……”[37]大肆张扬并非董晋的性格，此事所以反常，说明其事先对水门工程的成功与否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已有十足把握与准确预测，其经验由来当从其仕职履历中破解。董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虞乡镇）人，明经及第，历任多地后，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开始追随崔圆左右，后同赴扬州，《旧唐书·董晋传》载：“再转卫尉丞，出为汾州司马。未几，刺史崔圆改淮南节度，奏晋以本官摄殿中侍御史，充判官。”[38]贞元九年（793），董晋改东都留守、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并以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身份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营田、汴宋观察使。三年后，兼宣武节度使。董晋修筑水门前，能见到水门的地方唯有扬州（今江苏扬州东北）与洛阳。此二地中，尤以扬州水门为著名，董晋曾与崔圆在扬州共事，时圆任淮南节度使，未有大兴土木的相关记载。但圆早年任剑南节度使（治益州，今四川成都）留后时，大肆兴建过城郭、馆舍，《旧唐书·崔圆传》载：“天宝末，玄宗幸蜀郡，特迁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圆素怀功名，初闻国难，潜使人探国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计，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及乘舆至，殿宇牙帐咸如宿设，玄宗甚嗟赏之……”[39]崔圆于建筑工程的精通即与此经历有关，迁任扬州后，以其进取功名的性格与从事过建筑业的阅历，自然不会忽略此全国漕运中心城市的水运设施维护工程，其中就包含水门的维修事宜。崔圆赴扬州，奏董晋相随，可知二人关系密切。受职场与友情双重影响，二人爱好必有相同处，如切磋漕运城市建筑技术即为其一，此乃董晋精通水门施工工艺的出处。从董晋选择开封水门的施工季节一事，可推测其掌握此项技术的程度。修筑水门要处理河基，自然以旱季为佳。董晋修筑开封水门的时间为贞元十四年（798）元月到三月，冬末春初，降水较少，在汴河河床上实施土木工程容易操作。唐代诗人吕温《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载：“绿原青垅渐成尘，汲井开园日日新。四月带花移芍药，不知忧国是何人。”[40]该诗描述了贞元十四年四月长安干旱的气候，想必同处黄河中游的开封，在时间靠前的元月至三月气候亦然，董晋选“旱甚”之时动工，足以说明于水门施工工程上入行之深，必受益于在扬州时跟崔圆的实地观摩学习。他仕职的扬州、洛阳都有水门，而相隔不远的洛阳水门的印象更助长了其创设开封水门的决心。

2.域外、江南技术的融汇

前文提及洛阳水门，而始创隋唐洛阳城的宇文恺、姜行本俱为受西域建筑技术熏陶之裔[41]。金元时期在中亚，粟特工匠修建的撒马尔罕城“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屋得用”[42]。位于其北的古撒马尔罕城，据葛勒内（又称葛勒耐）考证：“如今通过挖掘清理，最初古城还清晰可见城堡的雉堞，已经干涸的引水沟渠贯通全城。引泽拉夫善河（中国古籍称‘那密水，波斯语称‘输金河’）入城的工程，在老子孔子的春秋时代已经完工。”[43]河渠贯穿古城城区，以其处于古代欧亚建筑、手工业技术交流中心的地理位置，或有水门的发明设置，并经西域影响到北魏洛阳水门的建设。五井直弘1987年实地考察汉魏洛阳城：“这是我第一次到该城的东北隅去。……但是，城角为什么被削去，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削去的呢？我想去实地看一次，因为南方楚国的纪南城和常州附近的淹城等能看到城角被削例子。纪南城墙设了水门，故能用舟从城濠直接进入城内，显然水门是为了漕运便利而设的。如果汉魏故城因同样的理由削去了城角，……”[44]作者还怀疑东汉到北魏洛阳谷仓都在城郭东部，就与漕运有关，并从以上缘由推测该城设有东水门。另外，洛阳水门可能与江南技术北传有关。太和十七年（493），规划洛阳城。太和十九年（495），“于时宫殿初构，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赏纳之，……”[45]成淹曾为南朝人，其建设浮航自然是模仿江南建康之例。运渎流经建康郭城陵阳门，郭黎安据此推断该门为水门[46]，此门置于东晋，初为篱门，南齐建元二年（480），改用砖砌。洛阳既然吸收建康浮航之建设模式，自然可能借鉴其水门样式。则洛阳水门可能是同时吸收了江南、西域两种工艺而成。

总之，唐、五代南方因水系丰富，水运发达，城郭水门的分布规模、施工工艺、管理制度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这显然是历代积累的结果。随着北方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引入南方乃至域外的水门修筑技术。水门由南向北的推广，推动了水陆运输的发展，为城市内外空间的接应与连贯提供了条件，从而推动了城市城区的扩大与市面的繁荣，为古代城市面貌的深刻变化培养了基础。

注释

[1]〔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2]尤振尧：《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9期。

[3]李裕群：《隋唐时代的扬州城》，《考古》2003年第3期。

[4]汪永泽：《苏州的变迁和发展》，载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江苏地理研究室编《江苏城市历史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74－90页。

[5]（清）彭定求：《全唐诗》卷四八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5474页。

[6]丁金龙、米伟峰：《苏州发现齐门古水门基础》，《文物》1983年第5期。

[7]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1－319页。

[8]（清）董诰：《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3206页。

[9]林汀水：《福州市区水陆变迁初探》，载王培伦、黄展岳主编《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论文选》，海风出版社，1999年，第186－191页。

[10]《全唐文》卷八二五，第8694页。

[11]郑剑艺、田银生：《古代海港商业城市的形态特征——以泉州城为例》，《华中建筑》2014年第3期。

[12][13]《全唐诗》卷二七六，第3124－3125页。

[14]《全唐诗》卷七九八，第8972页。

[15]李辉、钟波：《临贺古城——古代城市“标本”》，《人民日报》2001年12月24日第4版。

[16][17]《全唐文》卷五五七，第5633页。

[18]《全唐诗》卷三〇〇，第3406页。

[19]《全唐诗》卷一五五，第1599页。

[20]《全唐诗》卷二〇三，第2128页。

[21]《全唐诗》卷二〇二，第2117页。

[22]（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220页。(www.xing528.com)

[23]（唐）李肇：《唐国史补》，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24]《全唐诗》卷二二四，第2392页。

[25]（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齐州北水门记》，载《曾巩集》卷一九，中华书局，1984年，第309页。

[26]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齐国故城的排水系统》，《考古》1988年第9期。

[27]（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28]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29]〔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30]《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第201页。

[31]《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第217页。

[32]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

[33]《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第39页。

[34]《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第40页。

[35]（唐）长孙无忌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181页。

[36]《旧唐书》卷一四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3937页。

[37]《全唐文》卷五五七，第5633页。

[38]《旧唐书》卷一四五，第3935页。

[39]《旧唐书》卷一〇八，第3279页。

[40]《全唐诗》卷三七一，第4175页。

[4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9－90页。

[42]张星烺编，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711页。

[43]〔法〕葛勒内：《撒马尔罕古城：世界文明的纽带》，毛民译，《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4]〔日〕五井直弘：《中国古代史论稿》，姜镇庆、李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3页。

[45]《北史》卷四六《成淹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0页。

[46]郭黎安：《六朝建康城门考》，《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

（岳东，华清池文管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