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分布差异大的分布状况

就目前城郭水门遗迹残存、考古发现、史料记载等方面的综合排比情况来看，唐代城郭水门的修筑以江淮居多，北方则稀少得多。这与中国水系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有关，相对来说，南方特别是江淮一带，水系丰富，流量充裕，水利运输开发较早，水运因而发达。唐、五代以来，随着江淮城市的发展，沟通城市内外的水门建设也蔚为大观，深刻影响了城市格局与市场繁荣。而北方城市水门建设相对滞后，但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下择南北城市水门资料相对完整者，简述并略加以考察。

1.扬州水门

扬州水门在域外文献记载中引人注目，大约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唐代经水道游历中国的日本僧人对水门留下了深刻印象。开成三年（838）七月，圆仁乘船到扬州，“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舡、小船等，不可胜计。申毕，行东郭水门，酉时到城北江停留”[1]。扬州位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北岸，由于水系丰富，水运发达，汉代以前，扬州城就有了南、北水门。唐代扬州分为子城、罗城两部分，分别位于蜀岗、长江冲积平原上。罗城内有两条南北向的运河、两条东西向的河流（浊河、山阳渎，渎又称古邗沟）[2]。考古已发现罗城的三座水门，分别为城北侧西水门、城北侧东水门（即东郭水门）、城南居中的南水门，水门旁都附有陆门。两条运河北段分别在子城南门、东南隅与浊河相会，向南出南水门，经瓜洲可入长江。浊河东端与两条南北运河相交，向西出西水门，入长江。山阳渎西端与东侧南北运河相交，向东出东水门，经茱萸湾，通大运河[3]。水门是保障扬州水运交通畅通的重要设施，它将大运河、长江乃至海外的运输、贸易与城内的街市商业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城内外的船只可以方便地出入城郭，水门之间的运渠犹如干道，吸引了聚落、仓库与店肆的密集布局。随着城市的发展，新的街市坊区沿水门向城郊进一步扩展，城区与城郊的空间就这样紧密的融合为一体，推动着城区的扩大与延伸。

2.苏州水门

苏州位于太湖平原中部，属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势低平，河网交错。春秋时期吴国始筑阖闾城，设水、陆门8对：西，阊门、胥门；南，盘门、蛇门；东，娄门、匠门；北，齐门、平门。胥门可连太湖，匠门通大海，齐门接运河。各门分别与城内的街衢、河道相对应，支撑起城市的交通干道。隋代贯通江南运河，另择苏州城址，航运极发达。唐代仍移回旧址，为江南唯一的雄州[4]，这与其社会经济的地位是相匹配的，那时的苏州城郭内外水运发达，运渠上船只稠密，李绅《过吴门二十四韵》云：“烟水吴都郭，阊门架碧流。绿杨深浅巷，青翰往来舟。”[5]诗中阊门的景象可比照其水门的运行状况，水门、运渠及沿岸街市构成了规整的街坊格局，这便是苏州城市空间发育的基础。1978年8月下旬，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对齐门基础进行了考察清理工作，齐门在北墙偏东处，东邻陆城门，北通城外运河。城圈已毁，经疏通发现了水门基础，基础设于河底，下压生土层，与苏州其他水门相同。水门的基础结构为木排，置于水门下河底处，100余根圆木分三层叠压而成。圆木用铁钉加固，圆木间隙填嵌以石块、石片。木排南北各竖一排木桩，使之坚稳。中层圆木两端上面对称盘砌四层青石，筑成石驳，上为砖砌圈顶。考古组推断以上为南宋时施工技术，唐至五代，苏州水门仅有水栅、网，未设闸门[6]。但唐宋苏州水门基础修建技术有着连续性与沿革性，因而可上溯唐代水门的基础结构与修筑技术也是有一定成就的。

3.杭州水门

秦代已于今杭州山谷中设钱塘县，东汉以来，西湖以东的沙州平原逐渐形成，钱塘县遂迁往沿江平原。东晋开凿浙东运河，钱塘河运、海运兴起。南朝升钱塘为郡，隋代废郡，设杭州，重筑州城，方圆36里，置陆门十二、水门五，其中东墙设保安门、南水门、北水门，北墙设天宗门、余杭门，保、余二门附有陆门。隋末，江南河凿通，杭州始位于大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接点上。唐代继续向北边沙州平原扩展城区，城南、城北都形成了附郭草市。唐末，钱镠两次扩城，也置水门[7]。唐代杭州是数条水系的汇集点，大运河自北而南贯城而过，与钱塘江连接，城南的浙东运河与海运相连可通闽广，城西的富春江、新安江水运可往江淮。城内以大运河为轴线，水网密织，街市棋布，《杭州刺史厅壁记》称其“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8]。水门、运河与街市形成城市基本骨架，拉开城市布局空间。虽有城墙划分城市内外，但水门的存在，又将城市内外街坊、草市连为一体，支撑起了杭州的繁荣，这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定都的社会经济基础。

4.福州、泉州水门

福州是由古海湾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其腹地属冲积、海积平原。汉代时，这里已形成遍布沙洲、沼泽的半岛地形，始筑城。晋代，港汊由北而南逐渐变窄乃至消失，始在今福州屏山南麓筑子城，置水陆门，其中水门4个，由于水门沟通了城市内外的水上运输，因而船运可从闽江下游直抵城内。唐代，闽江带来的泥沙沉积，人工的围湖垦田，加快了城市空间持续向南延伸。随着市廛向城南的扩展，唐天复元年（901），于子城外扩筑福州罗城，由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主持修建，方圆40里，其中陆门16个，水门3个[9]。据《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碑》载：“我相府琅琊王王公之有闽越也，……自乾宁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壬戍凡六年，礼乐兴，忠孝敦，乃谋及城池。……又水门三，其二树棂筛波，卸帆入舟，鸣舷柳浦，回环一郭，堤诸万户。注之以堰二，渡之以桥九。镜莹虹横，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10]这条史料记录了唐末福州城的水门样式、部分管理制度、配套的基础设施，也描述了船只通过水门出入城郭内外，及城内运渠沿岸发育形成密集的居民聚落等景况。将福州子城外自发形成的居民聚落、商埠市廛纳入罗城城区后，水门的设置，沟通了城郭内外封闭的城市空间，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布局与使用功能，并为以后城区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泉州位于晋江下游出海口处，建城于唐代，依托港口发育形成子城与衙城双重格局，南唐时又扩建了罗城。以城内两个十字街为中心，街道通向七座城门，其中的南熏门为水门，海船可抵南熏门附近的港口。到了宋代，水门外已形成街市，船只通过水门进入罗城，稍往北形成一段水街[11]。这明显是在唐代、五代水门两侧聚落、市肆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繁荣景象。

5.楚州、成都与临贺水门

以上是资料较为集中的江淮、东南地域的水门个例，下面再介绍一些资料零散的个别南方城市的水门情况。淮河流域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楚州区）是一处水运运输枢纽，其城市交通自然也离不开水门设施。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中孚自仙官入仕）》云：“并楫湖上（一作中）游，连樯月中（一作下）泊。沿溜（一作流）入阊（一作闾，一作阁）门，千灯夜市喧。”[12]此诗不知作者写于何地，但诗中提道：“新诗满帝乡。……此去复如何？东皋岐路多。……下淮风自急，树杪分郊邑。”[13]则系作者想象吉中孚从长安（今陕西西安）行往楚州沿途的景色，绝无到今苏州阊门之可能。隋代开山阳渎，楚州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苏北灌溉总渠交汇处，境内河渠纵横，水网密布，城郭水门建设势在必行，如今天淮安还有“水门桥”“御码头”等地名，应就是古代沿用下来的设施，则此诗所咏阊门系楚州的水门。成都坐落在岷江流域，水系较丰富，后蜀宫城曾有水门，花蕊夫人《宫词》云：“望见内家来往处，水门斜过罨（一作画）楼船。”[14]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后蜀皇帝孟昶的贵妃，该诗多处提及成都宫殿水门。另，在岭南西江流域的支流贺江旁的广西贺州市贺街镇临贺古城，始建于西汉，为唐代沿用，水门保存至今[15]。

6.开封水门

说过了南方城市水门，再来看一看北方的水门。开封位于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交接地带的黄河南岸，地势低平。战国时期鸿沟的开凿，隋代大运河的铺就，使这里一直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唐代建中二年（781），汴宋节度使李勉在此筑罗城，一如前朝未置水门，《汴州东西水门记》载：“维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为城，其不合者，诞寘联锁于河，宵浮昼湛，舟不潜通。”[16]该段文字描述了船只不得进入开封城中的情形。贞元十四年（798），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始筑东、西水门，“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陇西公命作东西水门。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黄流浑浑，飞阁渠渠”[17]。“飞阁”指水门楼。水门的建设贯通了城市内外的水运，推动了城内市街与城外草市的连接，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8]正描述了此景象，城内外商业空间的并联与扩大推动了城市的繁荣，水门居间的作用至为重要。

7.洛阳水门

洛阳是唐代第二大城市，北方的水陆交通中心，有洛、瀍、涧、谷等河流及一些人工渠贯城。传世史料虽讫无发现水门记载，但仍有迹可寻，据崔曙《登水门楼》见亡友张贞期题望黄河诗《因以感兴》（一作寄友）注云：“崔曙，宋州人。开元二十六年登进士第，……”[19]此诗前后录有《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嵩山寻冯炼师不遇》《缑山庙》等诗，望仙台是汉文帝所筑，以望河上公，位于今河南陕县西南；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西北；缑山即缑氏山，在今河南偃师县。据《旧唐书·地理志》，偃师、缑氏、登封都属于河南府，为东都洛阳属县，则崔曙作《登水门楼》前后的活动范围是洛阳一带，此水门楼疑为洛阳水门，盛唐之际已使用。黄河洛阳段呈西北——东南方向流淌而过，崔曙所登水门楼能北眺黄河，必位于北墙或东墙北端。靠近城北的水系有洛、瀍、涧等河流，及漕渠、泄城渠、瀍渠、谷渠等人工渠，其中洛水、漕渠水量较大，都从东墙出城，可能各置有水门，张贞期眺望黄河之处或为位置相对偏北的漕渠水门。除此处水门外，又据楼颖《伊水门》云：“朝涉伊水门，伊水入门流。惬心乃成兴，淡然泛孤舟。”[20]明言伊水门通行船只。该诗作者“楼颖，天宝中进士”[21]。盛唐时期伊水门也已使用。伊水发源于熊耳山南麓，从伊阙北分出二支入城，伊水门即在南墙处无疑。就洛阳城墙修筑过程来讲，隋代宇文恺设计洛阳城，为唐代沿用，并续臻完善。除唐初姜行本修筑外，唐高宗、武则天时仍有续建，《唐六典》载：“龙朔中，诏司农少卿田仁汪随事修葺，后又命司农少卿韦机更加营造。光宅中，遂改为神都，渐加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郛郭，于是备矣。”[22]则洛阳水门的修筑可上溯到隋、唐初的城郭建设时期。

通过以上的列举，可以小结如下：其一，水门的修筑与推广，促进了城市空间的协调分布。附带水门的城郭分布的地域，有着天然及人工的丰富的水系，城市又处于水陆交通枢纽位置，经济腹地广阔，城市内外经济发达，因而拥有修建水门的需要与可能。如上所述，扬州是大运河、长江的交汇点，苏州是航运极发达的雄州，杭州是大运河的终点，福州是闽江水运、东南海运的枢纽，开封、洛阳是黄河漕运的中心。这些城郭修有水门，即可保障城市安全，又可使水运贯城而过，有利于城市经济功能的发挥。水门内外沿运渠发展起来的运输业、物储业、商业深刻地影响着城市未来的布局。其二，南方水门的设置较北方更为先进与普及。《唐国史补》载：“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23]江南河网密集，水运发达，春秋战国以来，城郭水门的修筑就已不少，至唐、五代更为普遍。而北方缺乏水系，陆运发达，城郭水门建设起步晚，分布稀少。远溯汉代长安，虽也有渠道通漕运到宫城的记载，但没有见到水门。唐天宝元年（742），长安城开凿漕渠，引泬水从金光门北侧入城，通往西市，为运输之用，但也缺乏设置水门的记载。唐代济宁（今山东济宁西北）可能开有水门，如杜甫《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池在济宁州境）》云：“秋水通沟洫，城隅进（一作集）小船。”[24]若此处作者确题为“进”字，则属水门无疑了。宋代熙宁五年（1072），在齐州（今山东济南）曾修筑北水门，此前则有土、苇筑成的故水门，可能为唐、五代旧式，但此门不通漕运，仅做排洪之用[25]。又如考古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临淄城西北角有石砌水门，为一组孔径狭小的多层水道，仅容细水通行，为城市居民饮水、排污通道[26]。因此可以推断，汉唐长安水渠入城处可能也修筑有类似功能的水门。总之，北方城郭即使置有水门，也很少似开封水门那样具有一定的规模，可能大多是排泄城市用水、雨水的，在城郭水门的开发时间、发展水平与普及程度上，江淮、东南领先于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