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各朝的都城，作为国家的首善之区，势必与整个国家意志相连。开皇二年，营建大兴城之时，隋朝还未统一全国，所建都城必须要体现隋的大一统意志，所以选定具有丰富传说的龙首原建都，运用《周易》等规划城市。洛阳城修建晚于长安城，但也是按照帝都的规格修建，却因为其宫城位置与长安城不一致而引发学界诸多讨论，讨论最多的莫过于“礼制”因素对隋唐两座都城的影响。但都城除了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还是现实中的人生活的地方，皇帝为了生活上的便利，往往改造居住的环境，如唐高宗嫌太极宫卑湿而重新修建大明宫。夹城的修建也是如此，一方面夹城这种建筑形式首先在洛阳城出现，最开始只是连接两座宫的通道，保障帝王活动的安全和出行的方便，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后来这种建筑形式又在长安城出现，表明了夹城这种设置的实用性已经被帝王认可，夹城的隐蔽性不仅体现在帝王出行中，还拓展到其他方面，如玄宗时期建立“十王宅”监视诸子，夹城为这一措施的实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肃宗以后即位的皇帝多居于大明宫，大明宫成为长安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官人住宅多聚集在长安城东部，最终导致都城新的空间秩序的重组，夹城的设置顺应了唐长安城这种重组空间秩序的潮流，并成为新的空间秩序的一部分。
注释
[1]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2]肖爱玲：《隋唐长安城》，西安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3][5][9][23]赵雨乐：《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49——54页。
[4]辛德勇：《大明宫西夹城与翰林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119——125页。
[6][24]徐雪强：《唐长安夹城复道新开门考》，载《唐史论丛》第二十二辑，2016年，第251页。
[7][22]杭德州、雒忠如、田醒农：《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79——90页。
[8][34]马得志：《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6期，第296——301页。
[10]韩建华：《论唐东都洛阳城宫城形制布局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第161——165页。
[11]（清）徐松辑，高敏点校：《元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页。
[12]（唐）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2014年，第221页。
[13]《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二月条、四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463、6465页。
[14]郭绍林：《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第20——27页。
[15]《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仪凤三年正月条，第6388页。
[16]（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3年，第760年。(www.xing528.com)
[17]《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682页。
[18]王炬：《唐东都上阳宫问题再探讨》，《洛阳考古》2017年第3期，第53——61页。
[19]《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八月条，第6467页。
[20]《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条，第6465页。
[21]〔日〕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地图）》，杨励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页。
[25]《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94页。
[2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七年五月条，第6737页。
[27][28]《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上元元年六月条，第7093页。
[29]（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30]《旧唐书》卷一百七《玄宗诸子传》，第3271页。
[31][34]（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页，172页。
[32]《全唐文》卷二五六，第2595页下。
[33]（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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