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执政初期的音乐政策优化方案

关于玄宗执政以后的音乐活动，唐代正史中对于玄宗与音乐的记载反映出了前、后不同的变化。玄宗前期的好乐活动都是附带提及，然而执政后期着墨较多，甚至认为玄宗专以声色自娱是引发安史之乱的内在原因[9]。唐华全先生也从政治视角认为唐玄宗的好乐活动是由前期的节制转变为后期的放纵[10]。玄宗执政前期对音乐的“节制”主要体现在音乐政策上，这是基于对音乐政治功能的认识。

玄宗为太子时率宫臣于率更寺观女乐，遭到太子舍人贾曾的进谏，认为女乐是蛊惑丧志、败国乱民之由，主张禁断女乐[11]。而开元二年（714）正月，玄宗却设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并扩充左右教坊、梨园以掌俗乐。教坊多为女乐，善歌舞之戏，酸枣县尉袁楚客以“从禽好郑卫，将荡上心”为谏[12]。其后又颁布《禁断女乐诏》，反对女乐伤风害政，宜令禁断[13]。从女乐伤风害政的角度而言，设立教坊、梨园之举似与《禁断女乐诏》的精神含义是相悖的，如何理解玄宗在用乐政策上的矛盾？

《资治通鉴》载：“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技；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14]太常寺掌雅俗之乐，后因玄宗以太常寺、府邸乐人热戏之由，设立教坊以掌俗乐[15]。关于设立教坊之目的，前人多有论述[16]，一是玄宗对府邸乐伎功臣的安置，二是唐代雅、俗乐发展的必然结果。太常为礼乐之司，却过分重视俗乐，在职能的定位上，必须设立教坊这一机构。教坊、梨园虽为机构职能发展所设，但也满足了玄宗的音乐嗜欲。教坊中聚集着众多的宫廷、民间艺人，左教坊乐人善歌，右教坊乐人善舞，均为当时艺术的最高水平，他们都为唐代宫廷宴享服务。作为宜春院中内人更是侍奉君王左右，以满足玄宗的声色之娱。梨园的设置更是玄宗的私人音乐专属，玄宗于听政之暇，教梨园弟子为丝竹之戏，以满足自身对法曲的热爱。教坊、梨园多有女乐，但都不在禁断之列，其原因在于梨园、教坊为正式所设的音乐机构，也是为了满足玄宗私人嗜欲所设。(www.xing528.com)

而《禁断女乐诏》的颁布是从国家用乐角度而言，面向的群体为社会大众和官员。“自有隋颓靡，庶政雕缺，徵声违于郑、卫，衒色矜于燕、赵。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浸以为俗”[17]。这主要指自隋以来，音乐在地方发展，形成了地方好乐的风气。其诏令中又言：“自今以后，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严加捉搦，如有犯者，先罪长官。务令杜绝，以称朕意。”[18]这里的女乐多指官员家中之女乐，在神龙二年九月敕文中：“三品已上，听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19]这一敕文是针对地方好乐风气而言的，玄宗所设之音乐机构中的女乐不在此列。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玄宗先后颁布了《禁断女乐诏》《禁断散乐巡村》《禁断泼寒胡戏》等诏令，力图肃清社会好乐风气[20]，这与多次下诏以示节俭、出宫人、焚珠玉锦绣等诏令功用相同，都是以遏制当时奢靡之风为目的。这些音乐诏令面向的群体为社会大众而非玄宗自身。其诏令从女乐伤风害政、浸以为俗的角度出发，限制民间俗乐发展，净化社会好乐风气。

对于仪式用乐，唐玄宗则大力提倡，先后创作了《光圣乐》《龙池乐》乐章，使坐、立二部伎最终定型。玄宗重视国家礼仪用乐，多次集结、编订雅乐乐章，以备祭祀、郊庙之用。在国家用乐的层面上，重视礼仪用乐，而对于俗乐的管理更为严苛。执政前期的音乐政策，反映出玄宗用乐的两面性：对普通民众的音乐追求加以限制，而满足自身的音乐欲望；对仪式用乐的大力倡导，对地方俗乐管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