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的介绍

魏徵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方面。

魏徵作为一代谏臣，对于他来说，政治是主业，其文学创作多是为政治服务的。故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收录的魏徵作品多具有政治色彩。虽然魏徵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不多，但作为一代文学家，其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现出了他高超的文学水平与文学素养，为唐代文学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

《全唐诗》中收录魏徵诗歌共34首，其中祭祀乐歌30首、应诏诗2首、杂诗2首。祭祀乐歌中，《五郊乐章》20首，有《宫音》《角音》《徵音》《商音》《羽音》各1首，《肃和》《雍和》各5首，《舒和》4首，无辞同的《太和》《寿和》《凯安》《豫和》；《享太庙乐章》10首，有《永和》《雍和》各2首，《肃和》《长发之舞》《大成之舞》《大明之舞》《寿和》《舒和》各1首，无《太和》《凯安》。《旧唐书·音乐志三》载：“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六年，诏储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乐章。”[21]可知，魏徵的这30首乐歌，应是贞观六年（632）奉诏所作。30首乐歌中，《舒和》均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乐歌大多为四言八句。乐歌用词素雅、庄重，为大雅之词，气氛庄严，仪式感强，为研究唐朝祭祀礼仪有重要意义。应制诗有《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和《赋西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记载了贞观五年（631）“元日，太宗作《正日临朝》诗，颜师古、魏徵、岑文本、杨师道、李百药均有和作”之事[22]，所以《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可能是贞观五年应诏所作。《旧唐书·魏徵传》记载“后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23]。《赋西汉》即为此时应诏所作。两首杂诗分别是《述怀》《暮秋言怀》。《述怀》作于高祖武德二年（619），魏徵自请安辑山东李密余部，行于途中，有感而发。《暮秋言怀》的写作时间，史无相关确切记载，根据诗歌内容及所表达的感情，推测该诗可能作于贞观元年（627），魏徵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在奉命安抚河北建成旧部的途中所作。

《全唐文》中共收录魏徵散文作品35篇，其中疏文18篇，表、议9篇，其他个人作品8篇。有魏徵入仕之前在道观做道士时所作的《道观内柏树赋》，也有魏徵去世后在其家中发现的《遗表稿》，还有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4篇《论时政疏》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得以窥得魏徵的主要思想。南朝齐梁以来，文风浮华。唐初文坛受齐梁余风影响，专尚骈俪，意少词多。魏徵自觉承担起了扭转文风的责任，他反对浮艳淫靡的文风，并付诸实践，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展示了贞观时期朝廷、民间欣欣向荣的景象，充分表现出一个新兴王朝的勃勃生机，也体现了魏徵愿意为国鞠躬尽瘁的志向。又如《述怀》一诗，写了自己投笔从戎、初事李密、后事李唐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李渊的忠心以及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可见魏徵的作品皆言志述怀，而非无病呻吟。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反对浮华文风的态度，为扭转隋朝、唐初的齐梁余风起了良好的示范及带头作用，之后韩柳提倡的古文运动可以说是对魏徵扭转文风的进一步发扬光大。(www.xing528.com)

魏徵的文学作品思想性很强，具有时代特色和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识。在《道观内柏树赋》中，他以柏树自喻，表达自己与一般的匹夫不同，心怀鸿鹄之志[24]。《赋西汉》虽然是一首应制诗，但诗的最后两句“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以汉喻唐，借作诗向唐太宗进谏，唐太宗听后感叹道：“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25]在《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一诗中，赞美了贞观之治，表现出积极的进取心和其政治理想。魏徵善于直言进谏，但他并非莽撞之人，向太宗进谏时经常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先以他物进行比喻，逐步论证，使太宗易于接受。如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以“树木”和“河流”比喻国家，来说明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其德义”，如同树木要“固其根本”、河流要“浚其泉源”。在《三论时政疏》中，用“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来比喻赏罚不公，全凭喜好。在《论君子小人疏》中，用“白玉微瑕”来比喻君子的过失，用“铅刀一割”来比喻小人的优点。其比喻皆形象贴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6]。

魏徵作品的艺术性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用典，二是善于运用意象，三是善于比喻。用典在魏徵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在此只略加举例。《赋西汉》全篇以汉喻唐，以诗为谏。《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引用“轩后”“涂山”，将唐太宗与黄帝、夏禹做比较，引用“东户”“南风”的典故，表现民风淳朴。《三论时政疏》中，魏徵引用“楚国伯州犁”与“汉朝张汤”的典故，劝谏唐太宗要慎用刑罚。魏徵用典熟练，信手拈来，展现出他深厚的学识。

在魏徵的作品中，最能代表他文学主张的就是《隋书·文学传序》。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评论作品。在这篇序中，魏徵高度褒扬了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可以“经纬天地”“匡主和民”，鲜明地表达了他重视文教的态度。此外还梳理了文学从汉至隋的发展历程，详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多年的政权分裂、南北对立，使得南北方在文化发展上也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他总结了南北方的文风特点，“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并分析了当前的文学发展形势，“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由此，隋至唐初，由于深受齐梁之风影响，文风多轻艳淫丽。魏徵客观理性地分析了南北方两种文风的优劣，认为“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则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他提出了扭转文风的措施，认为两种文风应该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取南朝作品在用词上的精雕细琢，取北方文风的实用内涵，二者“合其所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27]。这篇序，表达了魏徵的文学态度，提倡文质并用，对南北方的文学风格评价理性中肯，分析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不良之处，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为初唐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唐朝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篇价值极高的文学评论作品，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魏徵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