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的史学思想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

关于魏徵的史学成就，曾有学者进行过探讨。1999年，卢华语在《魏徵传》一书中，即对魏徵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观点有所论述[1]。牛致功在《魏徵的史学地位》一文中指出，魏徵的史学成就主要在史学思想方面[2]。谢保成1986年发表《论魏徵与〈隋书〉的进步历史观》，分析了《隋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魏徵的史论及其重要价值[3]。这些研究各有千秋，但未能系统揭示魏徵的史学成就。

魏徵的史学成就首先表现在史书编纂和史学理论方面。

唐初修八部正史，魏徵参与了其中五部的纂修。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4]。七年间，魏徵主修了《隋书》，为《隋书》写了序论，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了总论，并对各史“多所损益，务存简正”，终于于贞观十年（636）修成。唐初修前代史，魏徵功劳卓著，首屈一指，以修史功“加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两千段”[5]。

在上述五部史书中，《隋书》是魏徵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魏徵追求“直笔”的修史态度，唐承隋祚，可用史料丰富，有专业的修史机构“史馆”支持，多位修史学士执笔，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使得《隋书》具有了极高的史学价值。其中《经籍志》为魏徵亲撰，正式应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部首次作为一个大类被单独分列，此举不仅提升了史书的地位，也为目录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魏徵认为史学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为现实所用。由于魏徵亲历隋朝兴衰，隋朝之繁盛与速亡都给他以强烈的冲击，故他在《论时政疏》中明确表达了要从前朝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在给唐太宗的上疏中，也明确提出了要以隋为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6]。在详细分析隋亡原因时，他将隋炀帝与同时期的隋文帝进行比较：“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盛，度土地之广狭，料户口之众寡，算甲兵之多少，校仓廪之虚实，九鼎之譬鸿毛，未喻轻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级！”[7]大业年间的强盛远远超过隋初，然而处境艰难的文帝“扫江南以清六合”，富饶时期的炀帝却“事辽东而丧天下”，炀帝享有如此优越的客观条件却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原因自然只能从主观方面找，魏徵对这个疑问的回答是“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8]。文帝劳民，是为了“安民逸民”，而炀帝是为了“肆其淫放”，视民为草芥。到此，似乎可以确定隋亡是由隋炀帝一手造成，他应为隋朝的灭亡负全部责任。但魏徵追溯其源，得出“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9]。他首先肯定了隋文帝建国之初的政绩，但可惜其不能善终，到晚年“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10]，与其在《论时政疏》中所述的“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11]互为印证。他还将隋与秦进行纵向比较。“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12]。开国皇帝横扫千军万马，统一中原大地。而继位的第二任君主“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13]，最终走上了败亡的道路，“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14]。

除了修史论史之外，魏徵还编纂了大量历史文献。唐朝建立之初，由于战乱，群书散佚，为了发展文教，典藏书籍，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15]。为书籍和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唐王朝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魏徵于贞观五年（631）编成《群书治要》。贞观初，太宗自知戎马出身，文识不足，为吸取前朝历代君王的教训，命魏徵等整理历代君王治国方略资料，撷取历代群书之精华，整理成书。魏徵博览群书，上始五帝，下至晋代，共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采书中精要，于贞观五年（631）撰成《群书治要》五十卷。唐太宗看后，称赞道：“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16]命将《群书治要》赐给诸王每人一本，以得其中道理。魏徵编撰《群书治要》时所参考的古籍，很多今已失传，其具体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而流传下来的古书经过千百年的抄录、流传，其中某些语句已与原著不同。在《群书治要》中得以保留唐初古籍原貌，为我们了解散佚古籍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贞观十一年（637），魏徵同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成《大唐仪礼》一百卷。《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为封建礼制的建设添砖加瓦。贞观十二年（638），魏徵又编成《类礼》二十卷。《旧唐书·魏徵传》记载：“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17]唐太宗称赞《类礼》“文义粲然，遂得先圣微言”[18]，藏入秘府，并赐予皇太子及诸王。由于魏徵的重新整理编录，对后世学习《礼记》的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宜之处。

贞观十五年（641），魏徵同高士廉等共同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该书内容广博，以分类的形式收录了大量古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古籍史料，遗憾的是，至南宋时期，该书已失传。

此外，据《两唐书》记载，魏徵还有《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成果十分丰富的作家。魏徵作为一位政治家，其作品都与历史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后世研究唐王朝历史政治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