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与开元三大士：佛教政策的互动

公元8世纪初叶，密教在其故乡印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时风光无限，产生了向外传播的强烈需求，同时印度周边地区对这种新兴佛教宗派倾慕不已。在内外力交互作用下，“开元三大士”相继来华，这正是中印佛教界积极响应时代召唤的历史表现。首先来华的是印度高僧善无畏。善无畏，“本中印度人也……梵名戍婆揭罗僧诃”[3]，曾求学于印度佛学中心那烂陀寺。善无畏学兼定慧，兼通显密，声震五印度，并且远闻中国，以致唐中宗倾心不已，邀请其来唐朝传法。善无畏一行抵达西域后，此时中宗已经去世，新即位的睿宗听到消息，“乃诏若那及将军史宪出玉门塞表以候来仪”[4]。开元四年（716），善无畏一行终于到达唐都长安，受到玄宗空前热烈且隆重的款待，“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自宁、薛王以降皆跪席捧器焉。宾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5]。概括地说，善无畏动身来华传教，始自中宗，中继睿宗，到玄宗初年才完成。历经三朝，耗时约十年，跋涉万里，善无畏如愿来到中国。

紧随善无畏的脚步，金刚智也来到中国。金刚智，一说“中天竺国刹利王伊舍那靺摩第三子也”；一说“南印度摩赖耶国人也”[6]。金刚智幼年时曾求学于那烂陀寺，师从印度密宗大师寂静智，学习声明论。后来，金刚智离开那烂陀寺，遍访名师，学艺大精，声名远播海外。于是，他率领弟子数人南下传教，经东南海路抵达中国广州。开元八年（720），金刚智一行人几经辗转，终于抵达唐朝东都洛阳，受到了唐玄宗的接见与热情款待。

“开元三大士”中年纪最小的是不空。但不空来华甚早，甚至在金刚智之前。不空是孤儿，法名智藏，密号不空，“本北天竺婆罗门族”[7]。十岁时随舅父东迁至河西一代。不空早年行迹，因史料缺乏且相互冲突，已经难辨其详。吕建福先生经过一番精密考证，得出结论：“不空在十三岁时从武威郡随其舅氏游历到太原一带，其后又南下观光，十五岁时在广州至洛阳的途中见到金刚智，即拜为师，或在十六岁时于洛阳见事之。”[8]

唐玄宗是个狂热的道教徒，在位期间大力扶植道教。早在李唐王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就攀附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为其立庙，并自称是老子后裔。玄宗天宝年间，曾多次给老子李耳上尊号，并于东、西二京设置元元皇帝庙各一所[9]。玄宗其他尊崇道教之举，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佛教在玄宗统治时期就没有享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武周以来，崇佛过度。早在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就下令“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10]，一改贞观以来“道先，儒次，佛后”的三教排序。其后，武则天为自己加“金轮圣神皇帝”尊号[11]。“金轮”是佛教用语，武则天借用佛教中“金轮王”这一形象，为自己改朝换代寻找理论依据。神龙政变后，李唐王朝复辟。然而中宗、睿宗在位时间短暂，来不及矫正武周以来过度崇佛的宗教政策。玄宗年富力强，上台后，一方面出于对其祖母武则天利用佛教篡夺李唐王朝政权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出于重新树立与加强李唐皇室权威的考虑，于是有意识地抬高道教地位，同时对佛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12]。开元初年，在宰相姚崇的力主下，玄宗“纳其言，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13]，对私度僧尼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此举是玄宗君臣调整宗教政策的一次有效尝试，对于矫正武周以来佛教大行其道、僧徒伪滥的局面具有积极意义。其后，开元十二年（724）、十九年（731），玄宗先后两次下敕严厉整顿在籍僧尼[14]。以上诸措施，不难看出玄宗君臣极力限制僧尼人数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良苦用心。除此之外，玄宗还禁止滥建佛寺，并着手削弱佛教的经济势力。开元二年（714），玄宗下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15]。至于削弱佛教经济势力，从玄宗颁布的《禁士女施钱佛寺诏》《分散化度寺无尽藏财物诏》与《禁僧徒敛财诏》等一系列诏书中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唐玄宗虽然严格限制佛教势力发展，但是并没有完全排斥或禁止佛教。相反，他对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密宗优容有加，为之保驾护航，帮助其在唐朝迅速落地生根。其中缘故，耐人寻味。笔者揣测，这可能与密宗诸大师擅长一种能够起死回生的神秘法术有关。比如，深得玄宗钟爱的第二十五公主“久疾不救，移卧于咸宜外馆，闭目不语，已经旬朔”，经金刚智施法后，“会顷间，王令公主亡保母刘氏护送公主魂随二女至，于是公主起坐，开目言语如常”，经过此事，玄宗对金刚智“方加归仰焉”[16]。再如不空，开元二十九年（741）“附昆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遇大黑风。……遂右手执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经》夹，作法诵《大随求》一遍，即时风偃海澄。又遇大鲸出水……空同前作法……逡巡，众难俱息”[17]。除此之外，密宗诸大师在祈雨方面似乎也有特殊功能。善无畏《碑铭》记载其“前后奉诏，禳旱致雨，灭火反风，昭昭然，遍诸耳目矣”[18]。金刚智、不空和惠果等人，也有多次祈雨经历。

这些史料中关于密宗大师招魂、息风、祈雨等超自然行为的记载，与其他史料中记载的佛教高僧神异事件类似，掺杂着夸张、巧合乃至编造成分。用现代科学眼光来看，这些超自然行为多半是不可信的，人们在使用这类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时，需要用审慎的态度加以辨别与区分，并合理利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历史书写模式，又恰恰反映了隋唐时代人们对于佛教高僧的崇拜情形以及时人对于密宗“佛法无边”的深信不疑。金刚智与不空的超自然事迹的真假无关紧要，上述所引用材料中所反映的玄宗对于他们的崇信，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重点。得益于密宗诸大师与唐朝最高统治者的良好关系，密宗在玄宗统治时期佛教整体受到打压的背景下，才得以逆流而上，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