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储位之争的因素，首先是太子承乾的失德。两《唐书》的《承乾传》均记载了他的失德之径，诸如“及长，好声色，漫游无度”“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等，身为太子却如此行为不端，自然会招致唐太宗对他的不满和怀疑，使太宗产生动摇储君的想法。
其次，唐太宗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宗在登基之初遵循“立嫡以长”，立长子承乾为太子，并对他十分赞赏与喜爱，这确保了承乾的储位在贞观初年的稳定；至贞观十年、十一年左右，太宗明显开始偏爱时为魏王的李泰，并隐约表现出废立太子的意向，由此导致了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间长达七年的储位之争；尽管经朝臣的劝谏，太宗逐渐放弃了易储的想法，但太子魏王之争却未能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终致使承乾铤而走险意图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在择立新太子的问题上，太宗本欲立爱子李泰，随后考虑到须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重演，果断舍弃个人私爱，选择仁厚的幼子李治作为新太子。李世民在储位之争中的态度虽有过多次的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但他对继承人的选择一直仅限于三位嫡出的皇子，曾产生过的改立庶子李恪的念头也从不坚定。
再者，群臣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在第一阶段的太子废立之争中，褚遂良与魏徵坚定地支持嫡长子李承乾，抑制魏王李泰“逾嫡”的特权，多次劝谏太宗须嫡庶分明，促使李世民逐渐放弃了废立之意；在第二阶段的择立新储君之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坚决反对魏王李泰，固请立晋王李治，最终将李治推上储位；在第三阶段改立余波中，长孙无忌一句话便驳回了太宗欲改立李恪的念头，稳固了李治的储君地位。这些重臣的立场和态度对太宗的决策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他们虽未曾直接加入任何势力集团、成为某派私党，但却始终站在与魏王泰对立的一面，从而促使李世民两次放弃了立李泰为太子的念头，这应当是造成李泰机关算尽却一败涂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皇太子有罪，废为庶人。”中华书局，1975年，第55页。
[2]《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九年）冬十月……癸亥，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第31页。
[3]《旧唐书》卷七十《岑文本传》：“是时魏王泰宠冠诸王，……”第2538页。
[4][22]《旧唐书》卷七十六《恒山王承乾传》，第2648页。
[5]《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第2653页。
[6]《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第2602页。
[7]《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第2595页。
[8]刘方玲：《唐初文学馆与储位之争的关系论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82——85页。
[9]（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3页。
[10][12]《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废，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因谓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权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第2731页。
[11]《新唐书》卷八十《濮王泰传》：“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泰微知之，因语晋王：‘尔善元昌，得无及乎？’王忧甚，帝怪之，以故对，帝怃然悟。”中华书局，1975年，第3571页。
[13]《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十七年，承乾败，太宗面加谴让。承乾曰：‘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第2655页。
[14]《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第2655页。
[15]《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太宗因谓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第2656页。
[16]《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中华书局，2012年，第6319页。
[17]《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第2452页。
[18]《新唐书》卷八十《郁林王恪传》，第3566页。
[19]〔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6页。
[20]魏开伟：《浅析唐初李世民立储态度变化》，《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3期，第146——147页。
[21]王亚方：《论唐代皇储之主动性调整》，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www.xing528.com)
[23]《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2576——2577页。
[24]《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第2542——2543页。
[25]《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第2602页。
[26]《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七年条，第6216页。
[27]《旧唐书》卷七十八《于志宁传》，第2693——2694页。
[28]《贞观政要》卷四《规谏太子》，第142页。
[29]《旧唐书》卷六十六《杜如晦弟杜楚客传》，第2470页。
[30]《旧唐书》卷七十七《韦挺传》，第2670页。
[31]《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第2543页。
[32]陈玺：《唐代“漏泄禁中语”源流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07——115页。
[33]《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十年条，第6236页。
[34]《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二年条，第6248页。
[35]《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第114页。
[36][43]《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第2559页。
[37]《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第2462页。
[38]《旧唐书》卷七十八《于志宁传》，第2694页。
[39]《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条，第6278页。
[40]《贞观政要》卷四《太子诸王定分》，第115——116页。
[41]《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第2560——2561页。
[42]《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条，第6296——6297页。
[44]（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五七《帝王部·诫励》：“太子曰：‘念臣七岁偏孤，蒙陛下手加鞠养，自朝及夕，未尝违离。明旦辞违，陨心泣血，今日顿钟于臣。’”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753页。
（李英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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