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的储位之争详细始末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武装政变，杀死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太子与秦王争夺储位的斗争最终以“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形式宣告落幕。李世民成功夺得太子之位，并顺势在两个月后登上皇位，成为最后赢家。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当政期间，他的儿子们重蹈父辈的覆辙，再度陷入储位争斗之中，甚至差点又一次重演兄弟相残的悲剧。关于贞观年间的储位之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太子废立之争。太子承乾与魏王泰围绕太子之位，一个要“保”，一个要“夺”，势同水火。这一阶段从贞观十年（636）开始，至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因谋反被废为庶人结束[1]。

李承乾于武德九年十月被立为皇太子[2]，此时他年仅八岁，魏王泰更小，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纷争。据史籍记载，二人围绕储位展开争夺是由于后来李承乾患上足疾，而其时李泰却因“宠冠诸王”[3]产生了夺嫡的想法：“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4]李世民宠异李泰至迟是到贞观十年表现出来的。贞观十年，李泰封魏王、为相州都督，但太宗特许其“不之官”，即不必去封地上任，可留驻京畿；同时，“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其宠异如此”[5]。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李承乾一方也开始了编修书籍的工作，“十一年，……庶人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6]、“十一年，……时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之秘阁”[7]，可知在李泰置文学馆招引学士之时，李承乾也令孔颖达和颜师古编撰书籍。刘方玲在《唐初文学馆与储位之争的关系论析》[8]一文中分析李承乾此举正是为保住太子之位、对李泰进行反击的政治筹码，同时指出撰述的“开始时间恰是李承乾太子地位产生动摇的时候”。此外，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上疏“汉、晋以来，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以至于灭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于私爱，故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今诸王承宠遇之恩有过厚者，臣之愚虑，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9]，并以曹操宠爱曹植致其在曹丕即位后“有同狱囚”的先例警示太宗，奏疏中的“溺于私爱”“今诸王承宠遇之恩”应当就是针对其时太宗过度宠爱李泰而言的，“不惟虑其恃恩骄矜”也隐约显示出李泰似乎倚仗得宠而有不轨之念。这表明此时李世民对李泰的溺爱已不仅是帝王世家中简单的父子亲情，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对朝政产生了一定影响，以致引来了朝臣的上谏。

此后太子承乾与魏王泰的矛盾愈演愈烈，太子失德，最终以谋反被废，对此学界已有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阶段是择立新太子之争。李承乾被废后，立谁为太子？朝廷围绕新储君又产生争论。

按常理推断，李承乾被废后，最有希望被立为新太子的只能是李泰。首先他是李世民的嫡次子，从继承顺序上讲名正言顺。其次他既有自己的政治势力集团，又有一定的声望与美誉，较之其余皇子更易于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再者李泰最得太宗宠爱，因而皇帝本人的意愿也应是倾向于他的。(www.xing528.com)

然而，或许是太过急于求成，李泰在离储位只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两个愚蠢的举动，从而断送了原本“三重保险”的光明前途：一是他向太宗“保证”若自己登上皇位，百年之后一定会杀了自己的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李治[10]；二是得知太宗似乎有听从长孙无忌的建议传位李治的意向后，他前去恐吓威胁了李治[11]。这两件事再加上褚遂良的进言[12]、李承乾的“控诉”[13]，使得李世民意识到李泰有着“阴狠”的一面，若传位于他，则很可能会又一次上演兄弟相残的悲剧。

为能同时保全自己的三个爱子[14]，也为避免后世再度发生诸王觊觎储位而与太子相争之事[15]，唐太宗最终决定立仁厚的幼子李治为皇太子。就此，年幼无争的李治成了这场储位之争中的最后赢家，这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局想必令时人及后人都不胜唏嘘。

第三阶段是改立太子风波。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后，太宗又想立“类己”的李恪而被长孙无忌劝止。

此事在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16]李世民担心李治过于仁懦而无法担负社稷大任，而除去长孙皇后所出的三位嫡子，李恪既是最年长的皇子，又是太宗认为“英果类我”的儿子，所以他才冒出了改立李恪的念头。但这个“念头”仅是太宗一时产生的想法而已。

史籍中关于此事记载都仅有寥寥几言，且只有唐太宗与长孙无忌二人“出场”，《资治通鉴》提到“密谓长孙无忌”、《旧唐书》则有“无忌密争之”之语，可知太宗应是在私底下对长孙无忌提到的此事。易储是国之大事，应召集文武百官或几位亲信重臣共同商议决定，不可能如此草率地只是私下对一位朝臣提议。再者，联系此前太宗已决意立李治为新太子，却因“限以非次”而恐遭群臣反对，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人面前演了一出“投床自刺”之戏[17]，不惜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立储的决意。

李世民若果真决心要改立李恪，则不会因长孙无忌一句简单的“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18]而放弃主张，只能说明太宗对以李恪取代李治为太子的这一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不怎么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