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自发助葬团体的掩葬方式优化措施

史籍所见隋唐政府的敛尸葬骸行为多在较大灾难发生之时，但在平时，出现非常事件，有亲属的死者或为数不多的无主尸骸，多由里坊乡邻助葬。甚至于死亡较多的大灾难也须民间百姓参与掩埋，故隋唐时期所形成的集体同葬不仅是政府行为，也有民众的参与。

唐朝对于横尸野外者的掩埋有直接责任、间接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区别。唐天宝元年（742），江左发生疾疫，百姓因疫致死者，皆弃尸荒野，于是申令：“其先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仰所在村邻相共埋瘗，无使暴露。”[20]由上可知，已死未葬者先要求本家亲族收葬，他们属于直接责任者。对于无亲族及行客暴尸街头者要求村邻相共埋瘗，他们是间接责任者。这种责任规定又见于唐令，如唐代“捕亡令”规定：“诸地界有死人，不知姓名家属者，经随近官司申牒推究，验其死人，委无冤横者，当界藏埋，立榜于上，书其形状，以访家人。”[21]对于无主死者的埋藏责任，令文规定属于当界（可能是坊里、村乡），并要求书其形状，立榜其葬侧，类似于现代寻尸启示。

不仅当界对埋葬无主死者有间接责任，就连地方政府也是间接责任者，如唐代于頔出任湖州刺史，“州地庳薄，葬者不掩柩，頔为坎瘗枯骨千余，人赖以安”[22]。又马燧任怀州刺史，乱兵之后又加大旱，他务修教化的一个措施就是收葬暴骨[23]。唐文宗大和六年五月诏：“诸道应灾荒处，疾病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门尽殁即负有直接责任的收葬者丧失，唐政府作为间接责任者，有责任收葬灾难中的死者。据《册府元龟》卷一四七统计，有16次政府收葬记录，时间从高宗永徽元年（650）到文宗大和六年（832）的183年，涉及水灾、雨灾、风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死者从数十到数千不等。其应对措施或赐物三段，或五段，或七段，再给棺瘗埋，也有笼统记官给布帛，赐物埋殡。虽然都记由中央下诏赈恤，但通过遣使存问，劝课乡闾助葬助修等形式，完成者又都是地方政府[24]。隋唐三百余年中，瘟疫、地震、暴乱等天灾人祸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作为家庭（家族）内部的养生送死问题，必须也要明确家族以外的责任，故法令确定意外死亡者的掩埋责任是非常有必要的。从上引数例分析，其掩埋责任先亲族，后村邻，然后才是地方政府。

如果遇到大范围的灾难，不管是哪种收瘗，都有可能出现多人共葬一墓的情况。相对来说，掩埋无主死者的道德责任者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www.xing528.com)

对于并无责任掩埋无主死者的旁观者，如果能够仗义相助，人们会报以道德赞誉，我们姑且认为他们是道德责任者。如流行于唐宋之间多种版本的葬客轻财故事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尽管故事的主人公有崔枢、李约、李勉、李灌，或者是无名氏之别，但故事情节都有将无亲无故的客死者安葬，却不接受死者馈赠的贵重之物[25]。从律令角度分析，如果故事主人公接受死者的财物，他就负有掩埋死者的直接责任，而他拒收或退还馈赠之物后就只能算是道德责任者。对此类行为人们誉之为义举，不仅是因为他们重义轻宝，也由于他们能够承担急难相助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又如隋李士谦在大饥之年广施赈济，“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李士谦收埋死者，并未区分亲戚乡邻，而是“所见无遗”，其义举同样得到乡人的尊重，史载其卒后，乡人相与树碑于墓[26]。还有，唐人郑损也曾因为主持“乡葬”而博得仁义之声：“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大为一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乡里号曰‘云居先生’。”[27]郑损面对饥疫肆虐、生民多死的场面，没有选择逃走他乡，而是组织有力之民推行乡葬之法，也就是将每乡弃尸集中合葬为一大冢。对于郑损来讲，埋葬其家族成员他是直接责任者，掩葬其四邻同乡他有间接责任，但对于邻村四乡，他和所有逃走的人一样，并没有必须掩埋弃尸的责任，但他在官府和其他有责任者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仗义救助，勇于承担社会所赋予的道德责任，所以社会也报之以道德仁义声誉，史载他虽然终生不仕，乡里仍号为“云居先生”。隋唐时期的乡葬、义冢之法影响到后世，如北宋富弼于青州大水灾后，“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28]，明显受到隋唐义冢之法的影响。

从长远的角度看，那些对他人急难相救的道义之士，既是救人，又是救世，更是自救，他们所筑起的乡葬之冢，也许就是避免次生灾害的防护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