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埋骼工作：优化掩骸处理方案

古代社会抵御灾害能力相当有限，天灾人祸所带来的死亡数字动辄成百上千，其葬礼所需远远超过传统家族的承受能力。这种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逐渐承担起救济和赈抚功能，及时收葬掩埋那些暴露的尸骸，但多是“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瘞”[5]的多人共葬，所以掩骸埋骼多属于集体葬，偶尔也有设祭立碑的情况，为此种葬俗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味道。掩骸以推行义葬为由，达到恢复生活、恢复生产之目的；官祭以告慰亡灵为主，起到安抚民心之作用，同时也是防止瘟疫滋生蔓延的必要措施[6]。

隋炀帝北巡至恒安，见白骨被野，访知是隋将韩洪与突厥交战之处，乃令“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7]。因为隋代存在“致命戎旅，不入兆域”的世俗观念，隋政府力矫其弊，申令“战亡之徒，宜入墓域”[8]。此前，因战而死之战士不为世俗所容，不能葬入兆域，只能抛尸沙场，所以，隋炀帝的战场收葬和供祭多少也带有移风易俗的用意。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针对河曲陇外往岁战场殂殁、骸骨不归坟垅的情况，唐政府令朔方、陇右、河西节度使，“聚敛骸骨，就高燥处同葬，祭以酒脯，高大筑坟，使久远标识”[9]。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将阵亡骸骨筑坟同葬，并设立永久标识。又乾元三年（760），元结任职山南西道，“前是，泌南战士积骨者，君悉收瘗，刻石立表，命之曰‘哀邱’”[10]。元结在收瘗战士积骨后，起冢命名且刻石立表，虽然地方政府只是履行掩骼政策，却令营伍“将吏感焉，无不勇励”[11]。又唐德宗时，吐蕃平凉劫盟中唐军死亡惨重，贞元三年（787），泾原节度使刘昌“收聚亡殁将士骸骨，坎瘗之”，并上闻，德宗派出秘书少监孔述睿和中官赴边，并内造衣服数百袭助葬礼。其葬祭颇为特别：刘昌在收敛将士骸骨时，为大将和士卒各自建冢，并立二石堠，题以冢名。此次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军府共同参与的多人共葬之礼很具有代表性，其目的正如二冢的名称一样，是旌义和怀忠。刘昌为阵亡将士建冢祭祀收到明显的政治效果，“诸道师徒，莫不感泣”。收瘗阵亡将士是典型的抚慰政策，可以达到让懦夫成勇士之目的。与此类似，元代人纳新曾在汤阴县亲见万人共葬的唐代古冢，“垒东北有万人冢，即（唐）九节度溃兵之遗骸，乃节度使薛嵩掩骨作此大冢，命幕府御史陆长源撰记刻碑立冢上”[13]。此冢之来历，虽属元代人纳新得自当地人口述，但他极有可能亲眼见到唐人陆长源所撰的碑刻内容。事实上，隋唐各种灾难频繁发生，有些收葬不一定就有记载，有记载也不一定能够传世，所以隋唐时代无法考知的类似情况应该更多些。

收其骸骨，分为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槥衣服，葬于浅水原。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刘）昌盛陈兵设幕次，具牢馔祭之。（刘）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服纸钱，别立二石堆，题以冢名。[12](www.xing528.com)

隋唐地方政府不仅要收葬阵亡将士，也要收葬其他意外死亡者。如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诏，“突厥往逢疠疫，长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为瘗藏之”[14]。唐太宗出于仁道收瘗突厥疫死骸骨，客观上也防止了疫情的发生和传播。又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关中因旱蝗而引发瘟疫，“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15]。特别是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诏，“（浙江）民疫死不能葬者，为瘗之……瘗京城内外暴骨”[16]。因为此年前后江东发生大范围的灾疫[17]，故唐政府不仅要求浙江掩埋蔽尸，连京城长安也要求收瘗暴骨，其目的恐怕与防疫免灾有关联。还有，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事变后，京城大乱，死者甚众。“是时，暴尸旁午，有诏弃都外，男女孩婴相杂厕。淹旬，许京兆府瘞敛，作二大冢，葬道左右”[18]。动乱中的死难者被随便安葬在道路两旁，但以什么标准分成二冢，未见详载。对于此次血难，另一种说法认为，将相受牵连者多遭灭族，京兆尹张仲方，“皆密使识其尸，俄许收葬，故胔骸不相乱”[19]。一说死难者多人共葬二冢，一说提前标识故葬不相乱。以情窥测，张仲方所标识的不过是将相家之遇难者，而更多普通无辜者只好共葬于道旁二冢，草草掩埋。

总之，隋唐时期，聚葬和共葬现象多有发生，其中将阵亡将士集中聚葬，带有抚慰战争创伤和稳定军心人心的意思；将灾害遇难者聚葬掩蔽，体现出阻止瘟疫蔓延和恢复生产的用意，其执行者既有隋唐政府，也有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