绢马互市对经济的影响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在元和四年（809）所作“新乐府”之一《阴山道·疾贪虏也》咏云：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至戍人送马时，道傍十里无纤草。

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马，缣去马来无了日。

养无所用土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

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

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

合罗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

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73]

按：唐后期与回纥汗国持续80年的“绢马互市”，对于双方的影响各不相同。（1）对于唐朝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利弊皆有。一方面急需大量马匹装备骑兵，以对抗吐蕃旷日持久的军事侵寇（尤其是保卫关中和长安）；另一方面又因“绢马互市”而致财政开支大为困难（加重了百姓负担）。（2）对于回纥商贸经济（以及文化）的促进作用尤为巨大。回纥统治集团利用占据“草原丝路”的有利条件，将从唐朝得到的大量赏赐绢和马价绢，转销往西域广大地区，获取丰厚的利润、增加其财富。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其畜牧业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建造都城、其他城郭，向定居生活发展，以适应商业贸易的发展需要）；北方草原地区以鄂尔浑河畔（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面）为中心的交通网络也逐步形成。（3）从长远角度着眼，“绢马互市”尚不失为互利互惠的经贸交流。

注释

[1]《唐六典》卷四《礼部·主客司》，第129——130页。按：在“七十余蕃”之外，尚有高丽、百济、南诏、骠国等未载入。以现代国家外交制度来看，“诸蕃”有两类：（1）古今皆为外国者，如日本、天竺等；（2）当时的“诸蕃”而今为国内诸少数民族者，如突厥、吐蕃、靺鞨等。

[2]据《唐六典》卷四《礼部》：每年“凡元日大陈设于太极殿（正月一日‘大朝会’），皇帝衮冕临轩，……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诸亲并朝服陪位。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令奏云物，侍中奏礼毕。……”

[3]参看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研究》第五篇，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

[4]《唐六典》卷四《礼部·主客司》，第129——130页；《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礼部主客司》，第1382页；《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礼部主客司》，第1195——1196页。

[5]《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第504——505页。

[6]《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典客署》，第506页；《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鸿胪寺典客署》，第1885页；《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鸿胪寺典客署》，第1258页。

[7]参看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

[8]（1）据《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礼部主客司》：“凡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供客食料，以四时（季）输鸿胪，季终勾会之。……路由大海者，给祈羊豕皆一。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沙漠）程粮。……突厥使置市坊，有贸易，录奏，为质其轻重（物价），太府丞一人莅之。”（2）据《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鸿胪寺》：“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随从人员），留其半于境；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凡客还，鸿胪籍衣赍赐物多少以报主客，给过所。蕃客奏事，具至日月及所奏之宜，方别为状，月一奏，为簿，以副本藏鸿胪寺。献马，则殿中、太仆寺莅阅，良者入殿中，驽病入太仆。献药者，鸿胪寺验覆，少府监定价之高下。鹰、鹘、狗、豹无估，则鸿胪定所报轻重。凡献物，皆客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3）据《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典客署》：“……若诸蕃献药物、滋味之属，入境州县与蕃使苞匦封印，付客及使，具其名数牒寺。寺司勘讫，牒少府监及市（太府寺诸市署），各一官领识物人定价，量事奏送；仍牒中书，具客所将献物。应须引见、宴劳，别听进止。……若还蕃，其赐各有差，给于朝堂，典客佐其受领，教其拜谢之节焉。”（4）据《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越度缘边关塞”条：……即因使私有交易者，准盗论。疏议曰：……蕃人因使入国，私有交易者，谓市买、博易，各计赃准盗论，罪止流三千里。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奚使乞于寺观礼拜及向两市（长安东、西市）贸易。许之。

[9]（1）据《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唐玄宗开元五年（717），以康国、安国，突骑施等贡献多是珍异，谓之曰：“朕所重惟谷（五谷粮食），所宝惟贤（贤能之人）。……今之所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2）据《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二所引唐《主客式》条文：“诸蕃夷进献，若诸色无估什物，鸿胪寺量之酬答也。”

[10]参看熊辉：《互市——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财会专刊》1991年第4期。

[11]据《唐六典》卷三《户部》：盛唐时期的“边州”有50个。安东、平、营、檀、妫、蔚、朔、忻、安北、单于、代、岚、云、胜、丰、盐、灵、会、凉、肃、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兰、鄯、廓、叠、洮、岷、扶、拓、雄、静、悉、翼、松、当、戎、茂、嶲、姚、播、黔、驩、荣为边州。

[12]据《唐会要》卷八十六《市》，唐玄宗开元二年（714）闰三月敕，重申此令条。

[13]（1）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条胡注：“牙郎，驵侩（牲畜交易经纪人）也；南北物价，定于其口，而后相与贸易。”（2）据《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其人本为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柳城的“杂种胡人”，通晓六蕃语言，在唐玄宗开元中期，为幽州的互市牙郎。又据同书同卷《史思明传》：其人为营州宁夷州的“突厥杂种胡人”，也通晓六蕃语言，与安禄山同为互市牙郎。

[14]（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62页。

[15]《唐大诏令集》卷五，第33页。

[16]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第57页。

[17]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第219——220页。

[18]按：（1）从交通史上讲，“丝绸之路”早已有之，但其名称很晚才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所著《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出版了《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依据新的文物考古资料，将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丰富和确定了其基本内涵：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通道，因为有大量的中国特产丝、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转销，故以“丝绸之路”称之。（2）狭义的“西域”，指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新疆广大地区；广义则泛指中亚直至地中海东岸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等地的广大区域。（3）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来的各种新情报，使西汉帝国的视野大为开阔、世界知识大为丰富，开启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与认知的新时代；打破了游牧族类（匈奴、月氏、斯基泰等）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带兵深入并打开“河西路”，到天汉二年（前99）从敦煌筑亭、塞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全程2000余里的河西路被汉朝控制，沿途的亭、塞负责交通安全，接待过往行旅。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依赖国家力量；其后丝路的通与塞则与中原王朝的盛衰更替相伴随。参看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年。

[1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2页。

[20]按：隋朝初年，（1）在黄河以西广大区域的游牧民族有吐谷浑、党项羌、吐蕃、突厥、铁勒（分布在蒙古高原西部以至中亚广大地区）。（2）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有汉人建立的高昌国，在天山之南大沙漠地区有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绿洲小国。（3）在葱岭以西、中亚两河（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有吐火罗、罽宾、俱密、昭武九姓胡等沙漠绿洲诸城邦国家。

[21]参看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高荣主编：《河西通史》第六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22]据《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7页）：隋炀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靡费以万万计”。

[23]《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第1578——1580页。按：《西域图记》已佚。据《隋书·裴矩传》所载《西域图记》序言，自敦煌至西海的“丝路”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1）北道（伊吾道），为走天山以北，通过里海的草原路。从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南）通过天山北麓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弓月城（今伊宁西北），渡伊丽河水（今伊犁河），过中亚草原至黑海之滨的拂菻国（东罗马帝国）。（2）中道（高昌道），从高昌向西沿着天山南麓大沙漠边缘的绿洲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等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昭武九姓国，通往波斯（伊朗高原），达于西海。（3）南道（鄯善路），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从鄯善、于阗（今和田）、朱俱波、喝槃陀（今塔什库尔干），度葱岭，经护蜜（今阿富汗瓦罕）、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漕国（今阿富汗喀布尔地区）等，至于北婆罗门，达于西海。经今阿富汗进入印度河流域，可抵达南亚次大陆西部各个港口。

[24]《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第3207页。

[25]隋炀帝大业四年（608）七月，出兵大破吐谷浑，其故地皆为隋有。十月，遣将击突厥控制的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南），降之，于其地筑城置戍。次年五月，复遣兵击吐谷浑，其降者男女10余万口。

[26]《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五年（609）六月条，第5751——5752页。

[27]《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下》，第88页。

[28]唐高宗中期的疆域版图，西境越过葱岭而远达雷翥海（今中亚咸海）。据《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龙朔元年（661）六月，“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

[29]唐朝初置“安西四镇”在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至高宗永徽初年废弃；显庆三年（658）后复置，咸亨元年（670）复弃；咸亨四年（673）三置，仪凤三年（678）三弃；永隆二年（681）四置，武后垂拱（685——688）中四弃；长寿元年（692）五置，最后放弃四镇的时间，约在德宗贞元七年（791）。参看李必忠：《安西四镇考辨》，载《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按：唐朝后期与吐蕃的战争对峙，在关内道、剑南道和陇右道展开，旷日持久，长达百余年。自唐代宗朝以降，吐蕃频繁东侵关中、陕北、陕南等地，长安城中“戒严”司空见惯。

[31]（1）据《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沙州防御使张议潮派遣使者入长安，奉献河陇11州地图和户口。（2）据《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863）三月条：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帅军克复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河陇陷落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

[32]《唐会要》卷七十《州县分望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58页。

[33]据《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唐德宗贞元时，宰相贾耽（其人精于舆地之学）考方域道里，记载从边州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纥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www.xing528.com)

[34]如据《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35]据《唐会要》卷一〇〇《葛罗禄国》《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四月，西突厥“三姓葛罗禄遣使来朝，凡一百三十人，分为四队，相继而入，各授官赏（官职、赏赐），恣其请求，皆令望满”。按：这130人为使团的“正式成员”，不包括随行的杂役人员。

[36]据《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译》：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五月，“敕应边州今置译语学官，掌令教习，以达异意”。即由边州官府设学官，培养翻译人才。

[37]例如：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武则天称帝结束（704）的80余年间，印度各邦国入唐朝贡有25次。据（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中华书局，1985年。

[38]据《隋书》、《通典》、《唐会要》、两《唐书》、《册府元龟》诸书之四夷（外臣）传。按：（1）仅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在唐朝（618——907）近三百年间，先后与中国发生过交往的国家或部族有199个，派遣外交使团前来“朝贡”的有183个国家或政权；其“朝贡方物”计有：动物类56种；植物类13种、药物类21种、香料类7种；盐、酒等6种，金银珠宝等器物40种；丝织物类16种，其他工艺品类13种；佛像、佛经与天文书10种；美女、乐舞人与乐器等19种。（2）从宏观的时空过程来看，自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到隋唐时代，陆上“丝路”经历了由点、线到面的漫长发展过程，其内涵不断丰富，具有多重性质和功能。（2）仅从商贸交流（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中国的丝织品、漆器和铸铁、凿井、造纸等技术，逐渐传向西方；西方的珠宝、各类器物、纺织品、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也陆续东传而来。

[39]参看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

[40]按：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安息是罗马帝国与中国交通（丝绸之路）贸易必经之地。

[4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一《四裔考八·干陀利》指论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第9131页。

[42]参看曹尔琴：《唐代长安的丝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辑。

[43]（1）据《唐六典·太府寺》《元和郡县图志》与《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凡天下出产丝绢并向中央政府交纳“户调绢”的府、州，共有120余个。（2）如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天宝十五载（756，唐肃宗至德元载）六月条：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唐玄宗入蜀避难，行至岐山，“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

[44]唐玄宗开元（713——741）中，建置琼林库（收纳钱帛布匹等）、大盈库（收纳金银珠宝等），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由国库支拨，二是地方官府的税外“进奉”。参看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四章第二节之“内库”，三秦出版社，1990年。

[45]参看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8——148页。

[46]据《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唐玄宗开元（713——741）中，漠北后突厥汗国在唐朝多次军事打击下，实力大为削弱；而回纥汗国势力渐盛，南下攻杀凉州（今甘肃武威市）都督王君㚟，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河西丝路）。按：唐后朝与回纥汗国的“绢马互市”，见后文叙述。

[47]《全唐诗》卷三八六，中华书局，1990年，第4369页。

[48]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赞曰：“西方之戎，……唐兴，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

[49]（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五《高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15——2016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第6244页。

[50]据《宋刑统》卷十二《死商钱物》记载：唐文宗时规定，对于唐朝商人与诸蕃商人要加以区别；大和八年（834）八月二十三日敕，对死亡的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的处置规定，是为通行全国的法规。其节文云：“自今已后，诸州郡应有波斯及诸蕃人身死，若无父母、嫡妻、男及亲兄弟元相随，其钱物等便请勘责官收。如是商客及外界人身死，如无上件亲族相随，即量事破钱物薶瘗（埋葬），明立碑记，便牒本贯追访，如有父母、嫡妻、男及在室女，即任收认。如是亲兄弟、亲侄男不同居，并女已出嫁，兼乞养男女，并不在给还限。……如客死有妻无男女者，亦请三分给一分，敕旨宜依。”

[51]据《周书》卷五十《异域下·吐谷浑传》：西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国王遣使通好北齐（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匹，杂彩丝绢以万计”。按：这支西域“商胡”队伍有240人，驼骡600匹，规模可观。而商队跟随吐谷浑使团东行，显然是为了旅途安全。

[52]傅筑夫先生指出：来到中国的西域诸国“贡使”，有的并不是真正的使节，而是商贾假冒的，其目的就是能够享受到中国官方特殊的接待和保护，并在贸易上获得许多便利。见其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按：（1）商贾假冒“贡使”的情况只是极少数。如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十六·朝贡第四》：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二月、五月，西域安国两次遣使来献方物；十五年（727）五月，西域“史国献胡旋女子（舞女）及葡萄酒”；七月，“史国王阿忽比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这种情况令人怀疑。（2）但在诸蕃“贡使”中，必定会有“借公济私”者。

[53]参看史念海：《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载《河山集》（第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按：在唐前期，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是河西走廊的重要都会，襟带西番，西域诸国的商人、僧侣往来于此，无有停绝。凉州城内外有大量胡夷之人与汉人杂居。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前往安西（今新疆库车），途经此地，赋诗《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云：“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54]参看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55]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6——226页。

[56]如安国人安伽，在北周时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胡人聚落的萨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4期。

[57]按：粟特商人东来长途贩运，必然携带体积小而价值昂贵的金银币，用以购买丝绸和其他物品。

[58]据《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第1567——1575页。（1）在政治局势动乱时期，粟特商人是不能单独行走丝路的，一般要组成数十、上百人的商队，以免被强盗（或敌对方的军队）打劫。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十数左右的商人才有可能在丝路上行走，而不需要成群结队。（2）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进军高昌，到唐高宗显庆三年（658）破灭西突厥汗国，整个西域地区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北庭都护府控制天山南北，开通道路，建立馆驿与烽堠体系（具有保护交通往来，提供食宿、马匹等交通运输功能），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畅通。（3）长寿元年（692），唐将王孝杰率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安西四镇，征发3万兵马镇守，维持了西域地区长期的稳定局势。而大量驻军以及他们的家属、服务人员与僧尼等，也需要大量的布帛（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即从凉州、秦州、关中调运到西域。张籍《凉州词》所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也包括这类官方运输。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京兆府华原县人王奉仙就是前往安西运送“兵赐”（布帛）的雇佣人员（时称“行客”）。

[59]参看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二编“粟特商队与祆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第四编“外来物质文明的贡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60]（1）唐初，一方面大力发展“马政”（国营养马业。参看第四章第四节国家监牧管理体制），一方面多渠道购求“胡马”。唐前期开设的“市马”地点，从东北到西北，有营州（今辽宁朝阳）、幽州（今北京西南）、西受降城、朔方（今宁夏吴忠）、安西（今新疆库车）、赤岭（今青海湟源县西日月山）等。从互市“胡马”的产地来看，其北至今蒙古国和俄国西伯利亚一带，东到朝鲜，西达中亚和西亚地区，南及云贵川藏以至印度。可谓无远弗届，品种繁多。其中以唐玄宗时开“马市”于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奋斗村古城遗址）为代表事件。（2）“安史之乱”后，唐朝陇右道被吐蕃蚕食侵占，“马政”急剧衰落。自肃宗朝起，主要是从回纥“市马”，马市地点在河东道太原。其次是吐蕃，开市地点有关内道陇州，剑南道文（今甘肃文县）、黎（今四川汉源北）、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茂（今四川茂汶）等州。据《唐会要》卷七十二《马、诸蕃马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新唐书》卷五十《兵志》。参看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0——71页。

[61]（1）据《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条：回纥等部落酋长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所驿站（从碛南䴙鹈泉之阳起），各备马匹、酒肉以供应过往使者。太宗许之。（2）据《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黄河北岸）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其南口有呼延栅，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纥使者所经。由此向西北行五百里至䴙鹈泉（今内蒙古狼山外），又八百余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七百里至回纥牙帐（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3）据《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自安史叛乱以降，河陇之地被吐蕃控制，西域朝贡道路阻隔。贞元二年（786），安西、北庭所遣使者“假道回鹘，乃得至长安。……自是，道虽通，而虏（回鹘）求取无涘”。

[62]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自盛唐以降，北方地区饮茶，殆成风俗。饮茶风俗“始自中地（中原），流于塞外（阴山以北）。往年回鹘入朝[长安]，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63]《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00页。

[64]《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05——5210、5212——5213页。

[65]《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七月条，第7340页。

[66]《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第6121——6122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五月条，第7450页。

[67]《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787）九月条，第7623——7627页。

[68]《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05——5210页。

[69]《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12——5213页。

[70]《唐会要》卷七十二《马》，第1544页。

[71]《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第6126页。

[72]《资治通鉴》卷二四〇，第7852页。按：摩尼教，也称明教。

[73]《全唐诗》卷四二七，中华书局，1990年，第4716页。

（穆渭生，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授；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