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允许诸蕃商人来中国贸易，只要取得官方文书（参见上文“公验”与“过所”制度），任于内地来往，并保护外商的合法财产。如唐朝初年，高昌王国（今新疆吐鲁番）与西突厥联合，拥绝西域诸蕃朝贡之路；贞观十四年（640），唐军攻灭高昌、威降西突厥，于其地设置州县，驻军镇守；安国使者来“献方物”，唐太宗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49]。因在华胡商众多，中唐以后，朝廷专门为外商立法（对死亡胡商的钱物处置作出明文规定）[50]。
而西域的粟特人（昭武九姓胡）、突厥人、波斯人等东来中原，路途遥远，累月经年，必须结成商队集体行动，才能应付途中的突发事件，保护其人身和财物安全。
西域诸蕃商人组成的商队，规模有大（数百人）[51]、中（数十至百人左右）、小型（数人或十数人）。而小型商队要走完数千、上万里“丝路贸易”，安全抵达长安、洛阳等地，则只有在沿途诸蕃与隋唐王朝政治关系友好的和平时期，旅途才比较安全。因此，能走完万余里丝路的商人是比较少的（往返时间长，开销也很大）[52]。是故胡商往返要拉“来回脚”，贩运体积小而价钱昂贵的物品（如金银器物、珠宝、丝绸、茶叶等）。
跋涉在“陆上丝路”的诸蕃使者、商队，与长安城里的西域商人，皆为古代“丝路贸易”的重要角色。自汉魏以降，来到中国内地的诸蕃商人，大多集中在长安、洛阳、扬州、泉州、洪州、广州等大城市。在丝绸之路南、北道沿途的“都会”（州府治所、商业城市）如酒泉、敦煌、张掖、凉州、固原等地，皆有定居的诸蕃胡人，短途往来兴贩的胡商[53]。
不论是“远慕皇化”，还是兴贩逐利，长安城是诸蕃商人的向往之地。而商人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其居住选择（工商近市），长安的西域“胡商”主要居住在东市、西市附近，特别是在西市周围诸坊中，围绕着“祆祠”（胡神）形成聚居区[54]。他们在两市中以经营价值昂贵的金银器、珍宝、香料为多，也有经营“薄利多销”饮食店者。(www.xing528.com)
按：在隋唐时期，西域粟特人（昭武九姓胡）实际上是“丝路贸易”担当者[55]。长安城是粟特商人最为集中之地。而从北朝以降，来到中国内地的波斯人是以外交使臣居多，并非真正的商人。依据史料记载来看，波斯商人的活动和店铺，更多是在东南沿海一带。
粟特人来自中亚两河（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主要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他们擅长经商，“利之所在，无远弗至”。从公元3——10世纪，有大批粟特人东来中国兴贩贸易。（1）粟特人的经商活动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即组成数十至数百人的商队，推选出首领——萨宝（萨保。也是聚落中的政教首领[56]），并拥有武装以自保，成群结队行走于丝路，从事大宗商品的贩运买卖。（2）他们在丝绸之路主干道沿线——从其本土到北庭、安西、高昌（吐鲁番）、凉州、长安、洛阳、固原、灵州、平城、营州等城镇，建立殖民聚落点，逐渐形成完善的中转贩运和贸易网络，几乎垄断了陆上丝路的国际贸易，还用萨珊银币（以及东罗马金币）垄断了丝路上的货币流通（掌握商品交换的等价物[57]）。（3）在隋唐帝国时期，粟特商人充分利用中国完善的交通馆驿体系[58]，以中转贸易、远程贩卖方式，经营丝路上的贵重商品交易，一站接一站将西域的金银器皿、香料、药材、葡萄美酒、珍奇动物、胡姬歌舞等运送到中原各地。（4）粟特商人行走在丝路上，当然要遵守隋唐国家法令，在经过关卡、守捉（军事据点）、馆驿时，都要登记、勘验“过所”[59]。
图4 西安出土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上的粟特商队图
图5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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