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黄兰兰《唐代秦鸣鹤为景医考》一文，范家伟撰《秦鸣鹤是景教医生吗》一文，认为秦鸣鹤的医术为中医传统疗法[38]。王彦、杜文玉《唐高宗刺颅出血与中外医学交流》一文，不仅认为秦鸣鹤的医术为中医传统疗法，而且认为秦鸣鹤是中国医生[39]。此说有理。
《备急千金要方·诸风·风懿》载：“论曰：风寒之气客于中，滞而不能发，故喑不能言，及喑痖失声，皆风邪所为也。入脏皆能杀人，故附之于治风方末。凡尸厥而死，脉动如故，此阳脉下坠，阴脉上争，气闭故也。针百会入三分，补之。”[40]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载：“百会一名三阳五会，在前顶后一寸五分顶中央，旋毛，中陷，可容指，督脉足太阳之会，三分，灸三壮。”[41]《针灸甲乙经》又载：“头重，项痛，目不明，风到脑中寒，重衣不热，汗出，头中恶风，刺脑户。”[42]《备急千金要方·诸风·诸风》载：“治风，灸上星贰百壮，前顶贰百肆拾壮，百会贰百壮，脑户叁百壮，风府叁百壮。”[43]
中医经络学说是其针灸穴位而治病的理论基础。针灸百会、脑户二穴，对于“风疾”引起的“目不明”均有效，但得病初期，以灸法有效且能除根。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曾“苦头风”，每发作“心乱目眩”，神医华佗用针刺法治疗“随手而差”。华佗治曹操的“头风”是用针刺，虽暂时得到了控制，但却不能除根。
陈明说：“高宗的风眩之疾痛苦多年，如果中国针刺百会、脑户二穴就有眼明之效，那么，他何不早日诊治，而要等到生命之火将熄之际才请来秦鸣鹤。”[44]陈明的疑问，我们不能不回答。
《素问·刺禁论篇》载：“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45]可见，针刺对“风疾”引起的“目不明”虽有效，但不能根除，而且还有很大危险（《外台秘要》不收针法即是这个缘故）[46]，故不为皇帝采纳是很正常的。
华佗治“头眩”还有一法，就是“以铍刀决脉”的出血法：
又有人苦头眩，头不得举，目不得视，积年。佗使悉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体，令周币（匝），候视诸脉，尽出五色。佗令弟子数人以铍刀决脉，五色血尽，视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币（匝），饮以亭历犬血散，立愈。[47]
这里的“币”，应是“匝”的残字，这样文意才能讲得通。华佗弟子“以铍刀决脉”出血疗“头眩”与秦鸣鹤刺血疗“风眩”相似，所不同者，可能是出血的部位不同。
《灵枢经》卷二《寿夭刚柔》：“久痹不去其身，视其血络，尽出其血。”[48]据此可知，华佗治疗头眩多年的病人，其依据应该来源于此。
著名中医贾堃说：“情志不遂，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49]正所谓“百病生于气”。“脑烁”是“脑痈”的进一步发展，“脑烁”作为病名是指脑疽之虚症，此症“由阴精枯涸，毒火上炎所致”。弘道元年（683）十一月，高宗李治“脑痈殆甚”，即将发展为“脑烁”了，因而高宗的病“由阴精枯涸，毒火上炎所致”。高宗之所以“阴精枯涸”，是因为他“柔弱好内”，风流成性，而贵为皇帝又为他提供了多占天下美女的条件；而“毒火上炎”是因为“所欲不遂”造成的，即他的放纵时不时受到了皇后的制约。
《灵枢经》卷二《寿夭刚柔》：“故曰：病在阳者，命曰风；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50]到秦鸣鹤为高宗施治时，高宗的“风疾”已发展为阴阳俱病的“风痹”了。
范家伟先生指出：“在针灸理论中，这两穴（百会、脑户）主治风眩。所以，病得以治好是因为针刺了百会和脑户，而不是因为放血。”[51]笔者的观点恰好相反，出血是高宗风眩减轻的前提，这从秦鸣鹤的冒死请求与高宗的赞赏和允诺以及武则天不欲高宗治愈而反对可以想见，同时从华佗的治疗案例也可得到启发。范家伟先生根据费兰波《中国头针疗法》（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书的相关记载，也承认中医有针刺出血疗法。
秦鸣鹤对高宗的“刺头微出血”的治疗方案，重点是“出血”，为了与西方的“放血”疗法相区别，我们姑且称之为“针刺出血疗法”，它可能正是受华佗的方案启发而来，而华佗的方案在中医典籍中也有依据。秦鸣鹤与张文仲皆为侍医，但两人各有所长，秦鸣鹤“以善针医为侍医”，他考虑华佗的病人与自己的病人得的虽都是头眩（风眩），但两人的体质强弱不同，华佗的病人体质强，所以才用“以铍刀决脉”出大量血来疗“头眩”，而高宗皇帝体质弱，其风眩且有脑痈，所以秦鸣鹤用“刺头微出血”来治疗，其具体做法是中医的賛（zàn，同“赞”）刺：“賛刺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52]这与高宗的脑痈病症是相符的。
至于武则天反对秦鸣鹤的疗法，重点是指“出血”，这有其合理的成分：一是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而“出血”有违儒家的孝道观；二是刺头上百会、脑户二穴，有一定风险，轻则致残，重则丧生，《图经》卷三所谓“脑户禁不可针，亦不可妄灸”[53]即其证。基于这两条理由，所以高宗对武则天的答复是“医人议病，理不加罪”。
高宗的“风眩（即头眩）头重”“苦头重不可忍”是脑痈（即“脑瘤”）造成颅压过高而压迫视神经造成的；秦鸣鹤于高宗头顶的百会等穴针刺出血使颅压降低，视神经受颅压的压迫也随之减轻，高宗头重减轻进而目明就在情理之中了。侍医秦鸣鹤的治疗，虽使高宗头重减轻且目明能视，但因治标不治本，脑痈一直在作祟，痊愈无望，一个月后他想登上则天门楼宣布改元弘道，却因“气逆不能乘马”，当夜召裴炎受遗诏辅政，随后溘然长逝，享年56岁，仅比其父多活了三四年。
综上所述，秦鸣鹤为唐高宗的“刺头微出血”疗法，被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与“开脑出虫”联系起来，也有的学者认为是“放血”疗法，从而认为秦鸣鹤是大秦的景教医生。反对派则认为，秦鸣鹤为大秦景教医生的说法缺乏直接证据，且推测成分较多，难以服人；同时他们认为，秦鸣鹤的疗法是传统的中医疗法。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说法，但同时认为，秦鸣鹤对高宗的“刺头微出血”的治疗方案，重点是“出血”，其理论依据是中医的“刺络”。至于武则天反对秦鸣鹤的治疗方案，其反对的重点是“出血”，因为“出血”有违儒家的孝道观，而且还有一定风险。基于这两条理由，所以高宗对武则天的答复是“医人议病，理不加罪”。
注释
[1]《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页。
[2]《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77页。
[3]《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弘道元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415页。
[4]（唐）刘肃：《大唐新语》，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
[5]（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八《医一·秦鸣鹤》，载《钦定四库全书》第10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9页。
[6]（宋）王谠：《唐语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9页。
[7]张维慎：《唐高宗的“风疾”及其治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引杜环《经行记》，中华书局，1988年，第5266页。
[9]《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下·拂菻》，第6260——6261页。
[10]〔日〕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何建民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重印，1979年。
[11]范家伟：《秦鸣鹤的医术及其身份》，载氏著《中古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9——140页。
[12]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插图珍藏本），团结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13]范行准：《古代中西医药之关系》，《中西医药》（第2卷）1936年第10期，第26页。
[1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3页。
[15]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第250——251页。
[16]季羡林：《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国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555——560页。
[17]范行准：《古代中西医药之关系》，第26页。
[18]黄兰兰：《唐代秦鸣鹤为景医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61——67页。
[19]范家伟：《秦鸣鹤的医术及其身份》，第139页。(www.xing528.com)
[20]（隋）巢元方撰，丁光迪校注：《诸病源候论校注》卷二《风头眩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21]《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条，第6251页。
[22]（明）赵献可：《医贯》卷之二《主客辨疑·中风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23]（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小肠府·风眩》，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年，第253页。
[24]张维慎：《试论唐高宗的“风疾”及其治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25]（明）李中梓著，徐容斋、范永升点校：《医宗必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5页。
[26]《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服饵》，第14页。
[2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张文仲传》，第5099——5100页。
[28]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06页。
[29]《旧唐书》卷八十四《赫处俊传》，第2799页。
[30]（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上海书店，1987年，第247——248页。
[31]《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第66页。
[32]《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第76页
[33]《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开耀元年闰七月条，第6403页。
[34]《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8页。
[35]胡戟：《武则天本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36]《外台秘要方》引《薛侍郎服钟乳石体性论》，转引自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第110页。
[3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第6232页。
[38]范家伟：《大医精诚——唐代国家、信仰与医学》，第207——223页。
[39]王彦、杜文玉：《唐高宗刺颅出血与中外医学交流》，《江汉论坛》2016年第11期。
[40]《备急千金要方》卷八《诸风·风懿》，第169页。
[41]（晋）皇甫谧撰，张灿玾、徐国仟校注：《针灸甲乙经校注》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第470页。
[42]《针灸甲乙经校注》下册，第1688页。
[43]《备急千金要方》卷八《诸风·诸风》，第161页。
[44]陈明：《〈海药本草〉的外来药与中外文化背景》，《国学研究》第21卷，2008年，第1——17页。
[45]郭蔼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46]（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九：“经云：针能杀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取灸法。”
[47]《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方技传·华佗》裴松之注引《佗别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03——804页。
[48][50]《灵枢经》卷二《寿夭刚柔》，载《钦定四库全书》第733册《子部·医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3页。
[49]贾堃：《中医癌瘤证治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6页。
[51]范家伟：《秦鸣鹤的医术及其身份》，第149页。
[52]《灵枢经》卷二《官针》，第335页。
[53]郭蔼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第643页。
（张维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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