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治疗风疾：补正为主的优化方法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眼疾与风眩有密切关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风头眩候》载：

风眩是体虚受风，风入于脑也。诸脏府之精，皆上注于目。其血气与脉，并上属于脑。循脉引于目系，目系急，故令眩也。其眩不止，风邪甚者，变颠倒为癫疾。[20]

既然风眩的病因是“体虚受风，风入于脑也”，而唐高宗“柔弱好内”[21]，“柔弱”本就是身体单薄，也就是体虚，而“好内”即好色又加重了他的虚弱，那么他得风眩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得病机理是：“今人纵情嗜欲，以致肾气虚衰，根先绝矣。一或内伤劳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触，皆能卒中，此阴虚阳暴绝也。”[22]

风眩的治疗，中医有多种方法。《备急千金要方·风眩》载：

所治风眩汤散丸煎，凡有十方。凡人初发，宜急与续命汤也。困急时但度灸穴，便火针针之，无不差者。初得针竟便灸，最良。[23]

可见，孙思邈论及治风眩，处方和针灸皆可，以灸法最好。

贵为皇帝的唐高宗，掌握的医疗资源最多，因而其风眩的治疗方法，也呈多样化，计有减负疗法、“饵药”静养、避暑疗养、温泉疗法、针刺放血疗法等[24]，有时是两种方法的巧妙结合，针刺放血疗法只是众多方法之一。

明朝名医李中梓说：“故富贵之疾，宜于补正；贫贱之疾，利于攻邪。”[25]这是说，富贵人的病宜于“补正”，贫贱人的病宜于“攻邪”，造成这种区别是富贵人的体质弱而贫贱人的体制强的缘故。正是因唐高宗的体质弱，所以对他风疾的治疗，应以“补正”为主，在这方面，孙思邈和“善疗风疾”的侍医张文仲应该都发挥其作用了。

《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服饵》载：

凡人忽遇风发，身心顿恶，或不能言，有如此者当服大小续命汤及西州续命排风越婢等汤。于无风处密室之中，日夜四五服，勿计剂数多少，亦勿虑虚，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服汤之时，汤消即食粥，粥消即服汤，亦少与羊肉臛将补。若风大重者，相续五日五夜服汤不绝。即经二日停汤，以羹臛自补将息四体。若小差即当停药，渐渐将息。如其不差，当更服汤攻之，以差为度。[26]

据此可知，得“风疾”的人，须在无风处密室之中服汤药或粥，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若有好转，即当停药，慢慢将息；如果没有好转，当更服汤药急攻。他又说：“凡患风服汤，非得大汗，其风不去。所以诸风方中，皆有麻黄。至如西州续命即用八两，越婢六两，大小续命或用一两三两四两，故知非汗不差。所以治风非密室不得。”这是说，治疗风疾，需把握两点：一是非处于密室不可；二是须发汗才有望痊愈。(www.xing528.com)

《旧唐书·张文仲传》载：

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时特进苏良嗣于殿庭因拜跪便绝倒，则天令文仲、慈藏随至宅候之。……文仲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剧。”于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视年终于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于代。[27]

张文仲乃唐代名医，两《唐书》皆有传。张文仲最善于治疗风病，在王焘《外台秘要》中就引录了张文仲《疗诸风病方九首》。《外台秘要·卒中风方七首》引〈崔氏〉记说小续命汤云：

余昔任户部员外，忽婴风疹，便服此汤，三年之中，凡得四十六剂，风疾讫今不发。余曾任殿中少监，以此状说向名医，咸云此方为诸汤之最要。

崔氏指崔知悌，他遇到治风疾的“小续命汤”药方有奇效，就与其他名医交流；崔知悌在高宗时官户部尚书，并撰有《产图》《崔氏纂要方》《骨蒸病灸方》。既然小续命汤治风疾有奇效，却不曾看到张文仲用于高宗的治疗。

有唐一代，“服饵风气仍然盛行，特别在官僚阶层”[28]。唐高宗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深知自己的体质柔弱，故对其“风疾”的治疗以“补正”为主，对域外的医疗也不排斥。咸亨初，“胡僧卢伽阿逸多奉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29]，大臣赫处俊以太宗服胡僧药暴薨的事实加以劝阻[30]，高宗才不服其药。

但到后来，在治疗中出于“补正”的需要，他又开始“饵药”了。

乾封二年（667）九月庚申，高宗“以饵药，皇太子监国”[31]。开耀元年（681）七月（闰月）庚戌，高宗“以饵药，皇太子监国”[32]。《资治通鉴》也载，开耀元年“上以饵药，令太子监国”[33]。永隆二年（681）闰七月庚申，唐高宗“以服饵，令皇太子监国”[34]。

所谓“饵药”，也就是孙思邈所说的“服饵”。饵“是金石之药，性烈，唐太宗即因饵金石中毒暴亡”[35]。唐高宗这次治疗前，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任命裴炎为侍中，负宰相之责；二是为防不测，又令太子监国。可见这时病已不轻，而“服饵”虽能令高宗产生短暂的精神焕发，但却加重了他的病情。而对于年过50岁且大虚的人，孙思邈认为“服三石更生，慎勿用五石也。”开耀元年（681）七月（闰月），年已54岁且身体大虚的唐高宗，他的“服铒”之“饵”应是“五石”（礜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或“三石”（“五石”中的三种），而“五石”之一的礜石，“就是砷黄铁矿（FeAsS），又叫毒砂，是一种含砷的有毒矿物，辛热有毒，有去风痹、除腹中寒癖、治鼠瘘、明目利耳之功”，其功效与高宗身患风疾且大虚的身体状况是对症的。而五石中的石钟乳“味甘温，无毒。主咳逆上气，明目，益精，安五藏，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益气，补虚损，疗脚弱庝冷，下焦伤竭，强阴。久服延年益寿，好颜色，不老，令人有子。不炼食之，令人淋”[36]。与高宗的病情也是对症的。唐太宗曾因服金石药而患“痈”[37]，唐高宗“服饵”（饵为“五石”或“三石”）对其“风疾”虽有效果，但也导致了他后来的脑痈，证据见前引《唐语林》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