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开脑出虫与放血疗法的有效性

在研究唐代中外医学文化交流时，现代学者桑原骘藏、陈邦贤、范行准、季羡林、马伯英等都注意到秦鸣鹤为高宗治病一事，并引申到域外“开脑出虫”上面。杜环《经行记》载：“大秦人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8]《新唐书·拂菻国记》也说：“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9]“开脑出虫”可以愈疾是大秦国的医术。桑原骘藏认为“开脑出虫”是西亚的穿颅术，而域外穿颅术与秦鸣鹤“刺头出血”医术似有一定关系，又秦姓颇似三国时大秦人秦论之姓，从而将“开脑出虫”与“刺头出血”两事放在一起。桑原此文原是日文，在1930年，由何建民译成中文。桑原只是认为两者可能存在关系，并非毫无余地加以肯定。何建民译文则说：“其手术似与外国穿颅术有若干关系，殆无疑焉。”[10]两者实有出入，而后来研究者则根据何建民译文，因而被误导了思考方向[11]。

陈邦贤根据《资治通鉴》“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乃刺百会脑户二穴”的材料，认为“穿颅术和刺血疗法相关联”，“上指高宗而言，这就是穿颅术；三国时代如华佗用麻沸散行刳割手术，所以有人疑惑华佗是印度人，大概就是受印度外科手术的影响”[12]。

范行准在《古代中西医药之关系》一文中指出：

桑原氏之此种推测与假设，固不能谓其全无理由，然秦姓未必皆为大秦人，在未获得确证之前，宁过而存之可也。[13]

此说有理。景教在唐代不仅已传入中国，而且比较流行，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证。马伯英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指出：

亨利玉尔著《古代中国闻见录》称：“聂派教徒，多精岐黄术。”德国学者夏德（F·Hirth）指出：“景教徒多擅医术，在西亚负有盛名。他们译希腊医书为阿拉伯文……”可为旁证。《希波克拉底文集》第九卷中说：“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可以在头顶部切开，把柔软的几部分分开，穿过头骨，使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疗法，用此法病人便能治愈。”秦鸣鹤所行之术与此相似。刺血治法也属古代欧洲疗治术，由景教徒来华盛行，比较接近事实。而“开脑出蛊”“刺血疗风眩”，在一般民众中被视如神术一般，无不称异。[14]

他在另一书中则说：

秦鸣鹤所行之术似有共同之点，而所谓“刺百会”治眼，中医针灸传统所无，或属希氏（指希波克拉底文集）之法。秦鸣鹤之“秦”可能标记为大秦之医。不过，刺百会与穿头骨引流脑液毕竟为两码事。[15](www.xing528.com)

从马伯英先生的论述可知，他认为秦鸣鹤可能是景教医生。

季羡林先生说：

唐高宗这个故事，讲的是治头疾，而兼及眼睛，所以高宗才说：“吾眼明矣。”

这同我上面所讲的开脑有什么关系呢？开颅手术在现代是司空见惯，但在古代确是神奇的。然而又确有其事，不能否认。大秦人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中国《三国志演义》也有华佗“开脑”的故事。至于“出虫”，则恐是幻想。连“开脑”这件事，在某些地方，恐怕有的也是针刺的夸大，不可尽信。[16]

季先生虽指出古代“开脑”确有其事，但他同时又认为“开脑”这件事，“在某些地方，恐怕有的也是针刺的夸大，不可尽信”，态度非常明确。

对于“所谓出虫”，桑原骘藏认为“不外中国人惯用之夸张的形容词耳”[17]。而季羡林先生认为“则恐是幻想”。

黄兰兰的《唐代秦鸣鹤为景医考》[18]一文认为张文仲治不好高宗的病，而需要找域外医生，而域外医生无心理负担，可持平常心医治，故相信秦鸣鹤为域外医家。范家伟认为从这样的角度去论证秦鸣鹤为大秦人及景医，论据十分薄弱[19]。此说有理。